陕北说书，是流传于陕北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说书全国各地都有，演唱风格各有不同，陕北说书艺术，自然也有它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规律。
陕北说书多为盲人，说书艺人中流传有说书是三皇流传的故事。绥德有个三皇庙，每年七月十五，各地书匠都要云集这里，为祖师爷义务说书，在艺人眼里认为三皇为说书祖师爷。三皇留世说书，不过是个传说故事罢了。然而盲人说书的历史却久有来由。说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耕耘》：“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西汉刘向在他的《烈女传》一书中曾有：“古者妇人妊子，寝不边……夜则令瞽者诵诗，道正事”的记载。这里的瞽者道正事。指的就是盲人说书。从左丘明、师旷之类的瞽史的讲史到荀子的《成相辞》、《赋辞》、《赋篇》。再到后世说话弹词，均系说唱发展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约定俗成，不少人认为说书似乎成了盲人的天职，明眼人不得从事，否则认为是掺行。其实盲人说书是有它的社会原因，可以设想，长期的人类社会生活中，盲人不能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业余性说唱活动只有先从盲人开始。为谋求生存，盲人也愿意从事此项职业，凭籍着自己超人的记忆与耳音，可迅速掌握技术，由业余走上职业或半职籽道路，由此可知说书并非盲人天职，而所有盲人并非适合于说书，那种认为明眼人不能说书是没有道理的。
一、陕北说书历史渊源
“说书”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代。
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官职。另外有以滑稽取乐职业艺人叫“俳优侏儒”。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汉代说书佣，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张口垂目，神态自若正在说讲有趣的故事。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扬州说书就很盛 行。至宋代通俗说唱统称“淘真”，大抵说宋时，盖汴京遗俗。清代说书形式较为普遍，清同治、光绪年间，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初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陕西是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建都之地。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佣——说唱佣，现次证胆，距今一千三百余年的唐代，长安已经有了“说书”这种民间说唱形式，再以说书所用原始曲项琵琶考证，它是通过印度传入我国北方。在敦煌北魏壁画中所见到一种腹部为梨形的五弦琵琶，即是曲项琵琶原态。近年，据宜君县牛家庄福地石窟内壁雕——仙女行乐图中怀抱形似古传曲项琵琶，经有关专家鉴定，此窟凿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即公元五三五年，这与上述敦煌壁画北魏时间相同，由此可知早在北魏时期我国就有了曲项琵琶乐器。
《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再次说明了在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发展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
由此可知，陕北说书源于周，盛于唐宋，形成于清。鼓子词、淘真是它的前身。从历史发展上看盲人说书较为普遍，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盲人会愈来愈少。旧的习俗也会逐渐改变。旧时的书匠或叫“说书先生”将为曲艺工作者、文艺轻骑兵所代替。
二、陕北说书的改造
延安，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从1936年至1948年十三年期间，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于全国起着重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在边区新文艺运动中，受到极大的关注的是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旧说书的改造和提高，边区新文艺运动，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兴起的，新文艺不仅有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总方向服务，而且有群众路线，文艺为工农结合的一整套工作方法与政策。应该看到陕北说书是延安传统文化中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尽管在说书内容上有宣传封建旧论理道德，在活动上兼有说还愿书，与揣骨算命批八字迷信活动，但它终究有别于巫神，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和命令取谛，对于艺人来说，是要经过耐心的长期的帮助教育，使之自觉自愿的改掉旧习俗，团结书匠是为了改造旧说书。联合“改组派秧歌”是为要发展新秧歌，这是改造陕北说书的出发点。延安县在改造说书工作是有成就的。具体工作是由边区文协安排的。1945年4月。文协经过初步调查后，认为说书急需改造。先组织了一个小小机构说组，参加人员有安波、陈明、林山、柯蓝等同志。当时人少又没有经费，更重要的还是业务不熟，摸不着不门路。半年之后发现了盲艺人韩起祥，经了解，他的身世很苦，拥护党的文艺政策。有一定的演唱技巧和改编与创编新书词的条件，文协和说书组的负责同志决定把韩起祥作为培养对象，根据本人爱好要求与可能接受程度，帮助他提高认识，从说书内容到活动方式进行改造，使之自觉自愿剔除封建糟粕，放弃说口愿书算命批八字迷信活动，合作改编旧书，创作新书鼓励他走真诚编唱新书之新路。1944年7月开始，至1945年8月创作的新书有《反巫神》、《四岔捎书》、《掏谷槎》、《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王五抽烟》、《五志成吃元宝》、《阎锡山要款》、《张家庄祈雨》八篇短篇书、《红鞋女妖精》、《血泪仇》、《中国魂》三篇长篇书。
在韩起祥带动下不少艺人也走着他的路子。延长的高永章、延川的杨生福、绥德的石维俊，先后创作了《捉活鬼》、《刘志丹打延长》、《皖南事变》、《劳动英雄李兰英》、《赶走何绍南》、《自由结婚》、《乌鸦告状》等曲目。新书走向农村后受到群众欢迎，韩起祥新编的《张家庄祈雨》不到一月已在群众中说过十几次，说书改造工作有了成效，艺人把改造说书看做是自己的事，并要求办学习班，普及说学新书，适应了新文艺运动发展新形势。
三、说书艺术发展的变化趋势
延安说书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建国后列入文化艺术事业，理所当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从原来的“陕北说书改进会”、“陕北说书联合班”到现在的“延安曲艺家协会”、“延安市曲艺馆”，曲艺事业有了相应的发展，有的是县成立了曲艺队组织，说书训练班，参加学习人次五百多，期经历了不少重要活动，包括1977年张俊功为长影排《北斗》电影，说书的配音，1981年省曲艺收集小组来延收集曲艺；1986年省地曲艺调演等活动。这一时期，除了组织建设骨干培训外，文化部门还组织有关人员撰写了《陕北说书音乐》、《延它曲艺志》（陕西卷延安地区分册）。为曲艺艺术研究创造了条件。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群众审美情趣的提高，说书艺术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表现在1、人员素质的提高，市县曲艺馆、曲艺队明眼有文化的男女青年演员占了百分之百，把说书作为糊口的旧观念已一去不复返了。2、单人说书形式也趋向多人对说或走场演唱，不再是打闲书撂地滩。曲艺走上舞台后引起了青年人更大的兴趣。普遍受到了人们欢迎。
陕北说书，在陕北群众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延安这论农村城市，几乎经常的能听到播入陕北说书音乐，原延安车站门前一家名“乡音”的磁带销售店，仅放张俊功说书音带有63种234盒，听说书的每天不下二三十人，并拥现出一批如《刘巧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看大桥》、《三相亲》、《半碗合劳）等好作品，延安市曲艺馆在坐唱、走场说书艺术探索方面曾作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令人欣喜的是当今延安曲艺界，出现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竟相争放，繁荣共盛的新局面。
四、说书艺术的魅力与优势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个体的盲人谋生方式出现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个体说唱艺术有没有独特的魅力？陕北说书有没有优势，能否在建设高度精神中继续存在和发展？是我们需要探讨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是肯定的理由有下列几点：
有自求发展的生存能力。说唱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化活动。当人类繁衍成为民族，组成社会的时期。人们的全部精力吸能用在获取食物、保障生存方面，人们自身精神文化只有表现在劳动之余说谈逗趣，劳动号子也许是最早的音乐，击石拊石百兽率午，即是当时歌舞情景，只有盲人（如前提到瞽者）不能从事生或战斗，只好根据用进废退的自然发展规律，凭借他们得到强化的听觉和记忆力，收集民间故事，运用民众语言，采取民歌小调，不时向社会成员进行宣讲，以满足群众自身精神文化要求。这样就开始了人类最早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文化工作，天才的盲人就成了人类文化工作的开拓者。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使他们具有逻辑生活、概括生活、加工语言、发展歌唱、发明伴奏乐器等等天赋。他们的头脑也就成为民族的知识库、信息库、文化资料库、民族的历史传说，大都保存在艺人的口头上，他们的说唱活动，也就是民族智慧传播终端机，至今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如《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在延安有《毛野人》、《地主和长工》的故事。事实就是这样，一个说书艺人的口传记书起码也要熟记少说也会它十多本，他们虽说没有文化，仍然知书达理，他们熟记各种歌决如干支纪年歌、历史朝代歌、名地特产歌、心领神会、手掐口算，善于明察度势，搞好人际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说书技艺取得合理的经济收入，大凡有阅历的艺人他们都有养家糊口的本领，为了生活必须提高技艺。压力变成了动力，促进了艺术发展和进步。
有自身特点的适应能力。轻便灵活是曲艺艺术共同的特点。对于陕北说书来说更为适宜，一人一马一枝枪，再偏远的村庄也能到，人多人少可以演出，车间院落、田间地头，夏则树荫下，冬则炕头上。一人一台戏，扮文扮武我自己，费小效果大。欲其说它是适应山区群众创造的最好文艺形式，不如说它是在环境地区需要下造就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说书能立于不败之地久传不衰。除了群众喜欢外，自身特点适应能力是一个得要因素。
有综合艺术的吸引能力。说书是以谱主的说唱艺术，集说唱、演奏一体。从文学角度讲它是散韵结合的代言体，单人说书自弹自演，该唱就唱，该说就说，时听是书，是书又似戏，艺人一张口，满台风雷吼，倍受人们青睐。陕北张俊功的说书音带充斥市场，如果说不是综合艺术的吸引力，也不会产生如此的社会影响。
时空自由、巨细无遗的特点。说唱艺术比之戏剧形象感染要逊色，但是一个最大的长处是时空自由。不像戏剧受场地场景人物多少的限制，所在表现的东西，沧海浩森、山川河流、大至宇宙星宿，小至珠砂暗痣。尽情尽景巨细无遗。凭着语言艺术做到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说书还具有近体实感的优势。距离越近，感染力越强，陕北说书，演员与观众几乎是面对面作戏，听众对演员欢迎与否，天才的演员感觉是很灵敏的，善于随时调节，张俊功说书组有二侄一子，父子叔侄同台演出，有时父为君、子做臣、有时父称子为父，子换父为子，子换父为子，观众中知情者难免有议论，由于近体观演，张氏听得一清二楚，每闻之，抚弦而叹：“台下人不必妄言，书情至此，不称吾儿为父不行了……”言未终，台下观众哗然。
五、关于说书改革的几点看法
当前文艺改革面临多方面的冲击，这是所有文艺包括曲艺在内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应该看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人的审美情趣也在变化，要求具有清心高雅的活动，生活节奏加快后，听长书品味道的固定观众少了，普遍要求短小精于多样化。文化市场出现后各种群众自办文化欣欣向荣。群众欣赏习惯由被动接受型转向主动参与型，无偿服务转向有偿服务，曲艺活动动必须随着形势发展，因人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开展工作。处来文艺输入，为曲艺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一些不合理吸收取伪存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当前曲艺改革要随着社会发展势。首先应从乡土情出发，顺应人们审美要求。合时趋新走全方位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其次要重视曲目的创编与整理，实践证明，曲目的创编整理是曲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说书没有好脚本再有本事的艺人也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边区新文艺运动中就是抓了新曲目创编与整理，说书艺术才走出了一条说新唱新道路。第三，延安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从长久观点看，还是要以单入说书为主，小百花要搞，没有质量较高中长篇书群众也是过不了瘾的。中长篇书创作难度较大，改编事理传统书仍是可行的。大、中、小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创编、改编整理，都要结合才好。第四，要化他为我，它为我用。目前吉它、电子琴盛行可否试行作为说书伴奏乐器，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有人用普通琵琶代替了曲项琵琶效果就好。如设想能配上电子琴更理想，表现力丰富，可以增强描绘场景烘托气氛的作用，还有改革开放后，盛行的通俗唱法，由于能直抒胸臆，不咬文嚼字，唱法上把轻声、气声融化到歌唱里面，听起来感到真实和亲切，也是值得效法的，这样可以克服旧书调单一低沉缺点，合时趋新，何乐不为。
上述看法是我在书写曲艺志书后的一些感性认识，而广大艺人实践才是有说服力的，有断承就能发展，能改造就能出新，延安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背靠民族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生活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开创曲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曲艺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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