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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陕北说书艺术

2007-5-31 0:00:00 来源:原创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陕北说书,是流传于陕北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说书全国各地都有,演唱风格各有不同,陕北说书艺术,自然也有它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规律。
      陕北说书多为盲人,说书艺人中流传有说书是三皇流传的故事。绥德有个三皇庙,每年七月十五,各地书匠都要云集这里,为祖师爷义务说书,在艺人眼里认为三皇为说书祖师爷。三皇留世说书,不过是个传说故事罢了。然而盲人说书的历史却久有来由。说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耕耘》:“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西汉刘向在他的《烈女传》一书中曾有:“古者妇人妊子,寝不边……夜则令瞽者诵诗,道正事”的记载。这里的瞽者道正事。指的就是盲人说书。从左丘明、师旷之类的瞽史的讲史到荀子的《成相辞》、《赋辞》、《赋篇》。再到后世说话弹词,均系说唱发展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约定俗成,不少人认为说书似乎成了盲人的天职,明眼人不得从事,否则认为是掺行。其实盲人说书是有它的社会原因,可以设想,长期的人类社会生活中,盲人不能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业余性说唱活动只有先从盲人开始。为谋求生存,盲人也愿意从事此项职业,凭籍着自己超人的记忆与耳音,可迅速掌握技术,由业余走上职业或半职籽道路,由此可知说书并非盲人天职,而所有盲人并非适合于说书,那种认为明眼人不能说书是没有道理的。
      一、陕北说书历史渊源
      “说书”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代。
      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官职。另外有以滑稽取乐职业艺人叫“俳优侏儒”。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汉代说书佣,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张口垂目,神态自若正在说讲有趣的故事。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扬州说书就很盛 行。至宋代通俗说唱统称“淘真”,大抵说宋时,盖汴京遗俗。清代说书形式较为普遍,清同治、光绪年间,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初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陕西是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建都之地。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佣——说唱佣,现次证胆,距今一千三百余年的唐代,长安已经有了“说书”这种民间说唱形式,再以说书所用原始曲项琵琶考证,它是通过印度传入我国北方。在敦煌北魏壁画中所见到一种腹部为梨形的五弦琵琶,即是曲项琵琶原态。近年,据宜君县牛家庄福地石窟内壁雕——仙女行乐图中怀抱形似古传曲项琵琶,经有关专家鉴定,此窟凿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即公元五三五年,这与上述敦煌壁画北魏时间相同,由此可知早在北魏时期我国就有了曲项琵琶乐器。
      《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再次说明了在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发展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
      由此可知,陕北说书源于周,盛于唐宋,形成于清。鼓子词、淘真是它的前身。从历史发展上看盲人说书较为普遍,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盲人会愈来愈少。旧的习俗也会逐渐改变。旧时的书匠或叫“说书先生”将为曲艺工作者、文艺轻骑兵所代替。
      二、陕北说书的改造
      延安,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从1936年至1948年十三年期间,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于全国起着重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在边区新文艺运动中,受到极大的关注的是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旧说书的改造和提高,边区新文艺运动,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兴起的,新文艺不仅有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总方向服务,而且有群众路线,文艺为工农结合的一整套工作方法与政策。应该看到陕北说书是延安传统文化中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尽管在说书内容上有宣传封建旧论理道德,在活动上兼有说还愿书,与揣骨算命批八字迷信活动,但它终究有别于巫神,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和命令取谛,对于艺人来说,是要经过耐心的长期的帮助教育,使之自觉自愿的改掉旧习俗,团结书匠是为了改造旧说书。联合“改组派秧歌”是为要发展新秧歌,这是改造陕北说书的出发点。延安县在改造说书工作是有成就的。具体工作是由边区文协安排的。1945年4月。文协经过初步调查后,认为说书急需改造。先组织了一个小小机构说组,参加人员有安波、陈明、林山、柯蓝等同志。当时人少又没有经费,更重要的还是业务不熟,摸不着不门路。半年之后发现了盲艺人韩起祥,经了解,他的身世很苦,拥护党的文艺政策。有一定的演唱技巧和改编与创编新书词的条件,文协和说书组的负责同志决定把韩起祥作为培养对象,根据本人爱好要求与可能接受程度,帮助他提高认识,从说书内容到活动方式进行改造,使之自觉自愿剔除封建糟粕,放弃说口愿书算命批八字迷信活动,合作改编旧书,创作新书鼓励他走真诚编唱新书之新路。1944年7月开始,至1945年8月创作的新书有《反巫神》、《四岔捎书》、《掏谷槎》、《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王五抽烟》、《五志成吃元宝》、《阎锡山要款》、《张家庄祈雨》八篇短篇书、《红鞋女妖精》、《血泪仇》、《中国魂》三篇长篇书。
      在韩起祥带动下不少艺人也走着他的路子。延长的高永章、延川的杨生福、绥德的石维俊,先后创作了《捉活鬼》、《刘志丹打延长》、《皖南事变》、《劳动英雄李兰英》、《赶走何绍南》、《自由结婚》、《乌鸦告状》等曲目。新书走向农村后受到群众欢迎,韩起祥新编的《张家庄祈雨》不到一月已在群众中说过十几次,说书改造工作有了成效,艺人把改造说书看做是自己的事,并要求办学习班,普及说学新书,适应了新文艺运动发展新形势。
      三、说书艺术发展的变化趋势
      延安说书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建国后列入文化艺术事业,理所当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从原来的“陕北说书改进会”、“陕北说书联合班”到现在的“延安曲艺家协会”、“延安市曲艺馆”,曲艺事业有了相应的发展,有的是县成立了曲艺队组织,说书训练班,参加学习人次五百多,期经历了不少重要活动,包括1977年张俊功为长影排《北斗》电影,说书的配音,1981年省曲艺收集小组来延收集曲艺;1986年省地曲艺调演等活动。这一时期,除了组织建设骨干培训外,文化部门还组织有关人员撰写了《陕北说书音乐》、《延它曲艺志》(陕西卷延安地区分册)。为曲艺艺术研究创造了条件。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群众审美情趣的提高,说书艺术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表现在1、人员素质的提高,市县曲艺馆、曲艺队明眼有文化的男女青年演员占了百分之百,把说书作为糊口的旧观念已一去不复返了。2、单人说书形式也趋向多人对说或走场演唱,不再是打闲书撂地滩。曲艺走上舞台后引起了青年人更大的兴趣。普遍受到了人们欢迎。
      陕北说书,在陕北群众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延安这论农村城市,几乎经常的能听到播入陕北说书音乐,原延安车站门前一家名“乡音”的磁带销售店,仅放张俊功说书音带有63种234盒,听说书的每天不下二三十人,并拥现出一批如《刘巧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看大桥》、《三相亲》、《半碗合劳)等好作品,延安市曲艺馆在坐唱、走场说书艺术探索方面曾作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令人欣喜的是当今延安曲艺界,出现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竟相争放,繁荣共盛的新局面。
      四、说书艺术的魅力与优势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个体的盲人谋生方式出现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个体说唱艺术有没有独特的魅力?陕北说书有没有优势,能否在建设高度精神中继续存在和发展?是我们需要探讨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是肯定的理由有下列几点:
      有自求发展的生存能力。说唱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化活动。当人类繁衍成为民族,组成社会的时期。人们的全部精力吸能用在获取食物、保障生存方面,人们自身精神文化只有表现在劳动之余说谈逗趣,劳动号子也许是最早的音乐,击石拊石百兽率午,即是当时歌舞情景,只有盲人(如前提到瞽者)不能从事生或战斗,只好根据用进废退的自然发展规律,凭借他们得到强化的听觉和记忆力,收集民间故事,运用民众语言,采取民歌小调,不时向社会成员进行宣讲,以满足群众自身精神文化要求。这样就开始了人类最早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文化工作,天才的盲人就成了人类文化工作的开拓者。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使他们具有逻辑生活、概括生活、加工语言、发展歌唱、发明伴奏乐器等等天赋。他们的头脑也就成为民族的知识库、信息库、文化资料库、民族的历史传说,大都保存在艺人的口头上,他们的说唱活动,也就是民族智慧传播终端机,至今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如《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在延安有《毛野人》、《地主和长工》的故事。事实就是这样,一个说书艺人的口传记书起码也要熟记少说也会它十多本,他们虽说没有文化,仍然知书达理,他们熟记各种歌决如干支纪年歌、历史朝代歌、名地特产歌、心领神会、手掐口算,善于明察度势,搞好人际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说书技艺取得合理的经济收入,大凡有阅历的艺人他们都有养家糊口的本领,为了生活必须提高技艺。压力变成了动力,促进了艺术发展和进步。
      有自身特点的适应能力。轻便灵活是曲艺艺术共同的特点。对于陕北说书来说更为适宜,一人一马一枝枪,再偏远的村庄也能到,人多人少可以演出,车间院落、田间地头,夏则树荫下,冬则炕头上。一人一台戏,扮文扮武我自己,费小效果大。欲其说它是适应山区群众创造的最好文艺形式,不如说它是在环境地区需要下造就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说书能立于不败之地久传不衰。除了群众喜欢外,自身特点适应能力是一个得要因素。
      有综合艺术的吸引能力。说书是以谱主的说唱艺术,集说唱、演奏一体。从文学角度讲它是散韵结合的代言体,单人说书自弹自演,该唱就唱,该说就说,时听是书,是书又似戏,艺人一张口,满台风雷吼,倍受人们青睐。陕北张俊功的说书音带充斥市场,如果说不是综合艺术的吸引力,也不会产生如此的社会影响。
      时空自由、巨细无遗的特点。说唱艺术比之戏剧形象感染要逊色,但是一个最大的长处是时空自由。不像戏剧受场地场景人物多少的限制,所在表现的东西,沧海浩森、山川河流、大至宇宙星宿,小至珠砂暗痣。尽情尽景巨细无遗。凭着语言艺术做到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说书还具有近体实感的优势。距离越近,感染力越强,陕北说书,演员与观众几乎是面对面作戏,听众对演员欢迎与否,天才的演员感觉是很灵敏的,善于随时调节,张俊功说书组有二侄一子,父子叔侄同台演出,有时父为君、子做臣、有时父称子为父,子换父为子,子换父为子,观众中知情者难免有议论,由于近体观演,张氏听得一清二楚,每闻之,抚弦而叹:“台下人不必妄言,书情至此,不称吾儿为父不行了……”言未终,台下观众哗然。
      五、关于说书改革的几点看法
      当前文艺改革面临多方面的冲击,这是所有文艺包括曲艺在内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应该看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人的审美情趣也在变化,要求具有清心高雅的活动,生活节奏加快后,听长书品味道的固定观众少了,普遍要求短小精于多样化。文化市场出现后各种群众自办文化欣欣向荣。群众欣赏习惯由被动接受型转向主动参与型,无偿服务转向有偿服务,曲艺活动动必须随着形势发展,因人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开展工作。处来文艺输入,为曲艺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一些不合理吸收取伪存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当前曲艺改革要随着社会发展势。首先应从乡土情出发,顺应人们审美要求。合时趋新走全方位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其次要重视曲目的创编与整理,实践证明,曲目的创编整理是曲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说书没有好脚本再有本事的艺人也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边区新文艺运动中就是抓了新曲目创编与整理,说书艺术才走出了一条说新唱新道路。第三,延安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从长久观点看,还是要以单入说书为主,小百花要搞,没有质量较高中长篇书群众也是过不了瘾的。中长篇书创作难度较大,改编事理传统书仍是可行的。大、中、小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创编、改编整理,都要结合才好。第四,要化他为我,它为我用。目前吉它、电子琴盛行可否试行作为说书伴奏乐器,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有人用普通琵琶代替了曲项琵琶效果就好。如设想能配上电子琴更理想,表现力丰富,可以增强描绘场景烘托气氛的作用,还有改革开放后,盛行的通俗唱法,由于能直抒胸臆,不咬文嚼字,唱法上把轻声、气声融化到歌唱里面,听起来感到真实和亲切,也是值得效法的,这样可以克服旧书调单一低沉缺点,合时趋新,何乐不为。
      上述看法是我在书写曲艺志书后的一些感性认识,而广大艺人实践才是有说服力的,有断承就能发展,能改造就能出新,延安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背靠民族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生活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开创曲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曲艺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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