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有人甚至评价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的顺利完成，离不开这样一个人――他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名噪全球的《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
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半官方外交领导者之一，他曾被指定为同秘密来访的基辛格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新中国外交史上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与他有关。
他就是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的外交才子黄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评论黄华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人民公仆之一”，并称他为“值得信任的朋友”。黄华的老伴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
谈起黄华的一生，他的老伴何理良说，“黄华”是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本名“王汝梅”，从事革命工作后怕连累家庭，一直用“假名”，结果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儿孙们也都全部姓了“黄”。
1913年1月，黄华出生在河北磁县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二伯父王欣然是位有声望的学者和教育家，黄华认为自己的性格和学习习惯的形成多得于二伯父的教导和影响。
1932年秋，黄华考入燕京大学。燕大当时作为教会大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黄华的英文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当年，燕大教学思想比较自由开明，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黄华读了一些当时能找到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初步明白了一些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从爱国、反帝和反封建的意识逐渐发展到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见证“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经典照片的诞生
1928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身挎一架旧式的柯达照相机来华后，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现状，开始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他曾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他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黄华等北平学生运动骨干都是他家的常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的中国民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在美籍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的带领下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临时驻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黄华在晚年回忆说：“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
当时，黄华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在西安，黄华如约找到斯诺和海德姆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7月20日晚，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次日，到达保安县，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泽东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和毛泽东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并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问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在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到苏区来，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黄华在晚年还记得，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还访问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等人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保安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在黄华的陪同下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相片。
当时，红日已升到了中天，艳阳直射到窑洞里，显得十分明亮。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在窑洞前站住。斯诺按下快门,为他拍下了一张全身照片。斯诺希望再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的照片，他向毛泽东跟前走了几步，对好了焦距，抬起头来说：“主席，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很久没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好向在场的人借戴，但是没有一顶能够戴得下去。最后，站在旁边的海德姆摘下斯诺头上缀有红五星的崭新八角帽，递给毛泽东。只听“咔嚓”一声，斯诺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珍贵照片。后来，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这幅“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
几十年来，斯诺把这顶军帽视为家珍，从红区带到白区，又从白区带到美国、瑞士。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将这顶军帽赠送给中国政府，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见证中国革命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
黄华曾回忆说：“离开保安前，毛主席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主席。这样工作了3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等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黄华回忆说：“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的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家中。和毛泽东的谈话及苏区的见闻，深深地使他激动，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要立即把在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出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11月12日起，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立即予以转载。此后，许多报刊头版头条连载斯诺的报道外，并配以大幅照片和有关的社论。
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本全面报道中共、红军和苏区专著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一个月内销售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连印数次。
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该书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斯诺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与马海德的参与。这时，经组织批准，黄华已不再使用“王汝梅”的名字，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20世纪70年代，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当年，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泽东，询问访华的可能性。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通知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8月中旬，斯诺夫妇到北京，黄华曾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访问。10月1日，黄华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并与毛泽东做了一些交谈。
这年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信，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华的具体情况，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特别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黄华起初不解其意，后来终于明白。须知彼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斗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周恩来深知斯诺报道的巨大影响力，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此中深意又不能明说，只能用写信的办法。
在上海，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徐津津乐道地叙述“文革”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并忽地站起来说：“我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黄华还从来没有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1972年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因胰腺癌病危，周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此时，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去瑞士迎接斯诺的6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已抵达斯诺家。
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握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原来，1936年他们3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
这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病逝。
两位“失踪”者的友谊始于谈判和“交锋”
2008年8月11日，北京医院病房。黄华比平日起得要早，身体虚弱的他，坚持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开始一丝不苟地做准备：临时撤掉氧气管，脱掉病号服，换上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子和紫红色的唐装，然后是刮胡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端坐在沙发上。他告诉夫人何理良，“要让自己精神些，像正式的外交官一样”来迎接他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家。早在3个月前，基辛格就写信给黄华：他会带家人来北京看奥运，并拜访黄老，“我想知道黄老在这70多年的革命和外交活动中，是怎样非常潇洒地走过来的”。
基辛格带着夫人南希、儿子戴维、孙子塞缪尔、孙女索菲如约来到病房，黄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作为“见面礼”――他拿着奥运开幕式提供的拨浪鼓，快捷地摇着表示欢迎，而后使尽全身力气站起来与基辛格握手、拥抱。
两位老朋友的话题从奥运开始。因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看开幕式成为黄华最大的遗憾，由于视力不好，又无法看清楚电视画面，在开幕式当天，他楞是坚持听完了直播，后来又让去现场看开幕式的何理良仔仔细细地向他汇报。
基辛格告诉黄华，自己强烈建议布什总统来出席北京奥运会，中国值得他来访问！“虽然我们两国并不是在每个具体的政策细节上都能完全达到一致，但是我们对彼此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缩小差别，避免对抗。”黄华不住地点头，两个老朋友的手始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看到的一切超出了我的想像，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基辛格向老朋友谈起自己的感受。他告诉黄华，“开幕式场面非常壮观，同时又十分感人”。在基辛格看来，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民，才能做出这个融合历史与未来的表演，并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表现出来。
两人谈到开幕式中表现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黄华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喜欢记录所有的东西，人的活动，日蚀月蚀，包括地震，都有文字记载。”基辛格认为中国是很了不起的民族，文化悠久，创造力强。
黄华很认真地与基辛格讨论，“你说开幕式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基辛格幽默地回答：“对于美国的电视台来讲，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花了近9亿美元买来奥运会的独家转播权，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基辛格还告诉黄华，在开幕式结束后的12小时，他就接到了一系列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奥运会“对中国确立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此时，黄华的思绪回到了37年之前自己作为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接待基辛格来访的情景。
1971年年初，黄华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但黄华未能马上成行，而是关在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一个多月，潜心准备迎接基辛格秘访中国，被毛泽东戏称为玩“失踪”。在“失踪”的一个多月中，黄华和为谈判而成立的专门班子的成员仔细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做了研究。
这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突然“失踪”而秘密飞抵北京，开始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6次会谈。7月16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
多年后，两个不再年轻的“谈判对手”在北京医院轻松地叙谈友谊时，不约而同地提到“获悉”一词，回忆起这个“公告”背后并不轻松的故事。
当时，根据6次会谈结果，双方各自先提出了一个公告草案。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中方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国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黄华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台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
最关键的争议出在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措词上，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中方认为是“同意邀请”，基辛格认为中方的稿子很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在黄华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我根据周总理事前的指示，直接去见毛主席向他汇报。当主席听我说基辛格认为尼克松认为中方的草案的意思是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而谈到此，黄华笑着做了一个动作：弯腰抱膝。原来，是当时谈完这件事，黄华告别毛泽东走出他的书房时，回头看了一下，毛泽东当时坐在沙发椅上俯身向前，双手抱膝。“我当时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我们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顺利开始是相当满意的。
基辛格和黄华一直把公报中的“获悉”一词称之为周恩来总理的“杰作”。这个词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最后发表的公报中这样表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
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于黄华当时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作为鲜为人知的“纽约渠道”的当事人，黄华曾回忆说：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美方会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会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基辛格1971年的北京之行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成为他和黄华友谊的起点。
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两国的关系开始了历史性的正常化过程，而黄华视能参与其中一生引以为荣。据何理良回忆，黄华和基辛格不仅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们多次见面，基辛格还邀请黄华去美国访问，向美国公众谈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发展情况。
2008年，黄华很珍视这次会面。得知来中国前，基辛格刚刚过完他的85岁生日，黄华一家特意请著名画家娄师白和他的儿子娄述德作画一幅，为老朋友祝寿。娄述德画出9个栩栩如生的大红桃，“大寿”两个篆字由娄师白亲自题写。基辛格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真诚的祝福，还忍不住用手摸了摸画上的桃子。基辛格还得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DVD，记录了他秘密访问中国及第二次访问中国见到毛泽东主席时的情景。
会面时间远远超过了医生规定的15分钟，两个老朋友相拥道别。平日里只能偶尔起来坐坐的黄华，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竟然自己站起来，拄着拐杖稳稳地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要像以往那样送送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恋恋不舍中，基辛格回过身来再次与老友相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两人的永别。
2010年11月24日，一个平淡的日子。这天凌晨3时8分，传奇的外交帅才黄华在北京病逝。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悼念文章，文章称：作为举世闻名的周恩来总理的左右手，黄华是一位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