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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延安丽人吴光伟:与贺子珍肢体冲突

2009-7-24 0:00:00 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1期

      作者:朱鸿召

      她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被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参加纪念会的有六七百人,济济一堂。丁玲报告纪念会的意义和高尔基生平,徐梦秋报告中国文艺协会发展情况,毛泽东、朱德、洛甫(张闻天)、周恩宋、博古(秦邦宪)等党政军领导都相继发表讲话。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儿子巴威尔由陈明扮演,父亲由张可扮演。陈明扮演的儿子巴威尔(伯夏)是个革命者,消瘦英俊,激情飞扬。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而不忍的母爱。出于深厚的母爱,她相信儿子,支持儿子,帮助革命散发传单,上法庭为儿子作证,无私无畏的戏剧行动中蕴藏着感染人的艺术力量。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更加艺术,也更加光彩动人。据当时现场观看过演出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泽音,即吴光伟,引者注)扮演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侧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在延安期间还参加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抗大第二期共有14个队,第一至八队学员为红军厂部,第九至十四队为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为便于管理,青年学生所在的第九至十四队组成第四大队。另外,还有一个直属大队领导的女生区队。据陈明回忆,他到延安后被编入第二期第十一队,住在延安城东门外。稍后他又转入第十三队,住延安城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周年,在丁玲主持的中国文艺协会领导下,发起演剧竞赛。以抗大第九、十、十一队学员为主力阵容,演出田汉编剧的《回春之曲》;以第十二、十三队学员为主,组织演出田汉编剧的《母亲》。不久成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是以这两个演出团体为基础的。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于是在西安事变期内活跃的青年男女学生,大批的不断地到延安来了。几天之内就到了二三百人,他们大部分是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会员,或是左倾的青年,也有少数的共产党员或少共团员。”“在这一群从西安来的人们之间,有二三十个是女学生,他们也大都是西安妇女救国会中的分子。”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见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填写个人履历,包括政治信仰、学历专长、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内容。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会学校高等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4月初,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并留下工作时的合影照片,采访稿分别发表在1937年4月26日、5月6日、7月9日的《华北星报》上。

      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底到延安,中国文艺协会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由王汝梅(黄华)担任翻译。从1937年3月至7月集中采访朱德,为后来写作朱德的生平传记收集材料,吴光伟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引者注)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即吴光伟,引者注),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叫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清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使人男女莫辨。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吋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吋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滅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棋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领导了反刘校长的斗争。他们把躲藏着的校长给揪了出来,要求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没有签字画押,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开始,吴光伟曾想再组织一次斗争,但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到北平的经吐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为了取得报考大学的资格,通过同学帮忙,吴光伟和其他几位被开除的学生有了中学学历证明,顺利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南京戏剧学校首届学员只有60人,其中男生36人,女生24人。朱家训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吴光伟属于年龄偏大的。朱家训记忆中的顺光伟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衣着时髦,端庄大方,小山进进,匆匆忙忙,不怎么和人搭腔,但待他像小弟弟,很亲切。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余上沅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在南京因受法西斯的影响而不能发展他的艺术。董事会的主席是张道藩,他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政府的交通部长。俱乐部或讨论小组之类的社团组织一概被禁止。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一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干训四团”、“战干四团”)工作,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共同作出发前训练准备的昔日战友,吴光伟带着无限惊喜和眷顾的心情,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今西安高级中学)受训,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这时,她住单身房间,抽烟……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1938年1月正式开办,在武汉、太原(实际没有办成)、重庆、西安共设四个团,蒋介石亲自出任团长,陈诚担任副团长,实际工作由各团教育长负责。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该团拦截了很多奔赴延安或离开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感化和军事训练。1939年7月间,干训四团在咸阳北门外设特训总队,训练青年学生500余人。1940年2月,特训总队更名为西北青年劳动营,共集训学生千余人,谢冰莹曾应邀授课《革命文学》。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在西安与延安之间为争夺青年学生进行明争暗斗,各自主办的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干部学校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反奸计,深入干训四团及劳动营内部,争取革命进步学生。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这时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限制异党活动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裂痕。民族革命实验剧团里的鲁艺成员都纷纷回延安,朱家训也随之再到延安。他向有关方面要求进中央党校学习,被谢绝后,又一次从延安出来,大约1939年4月到西安。因手头拮据,他找到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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