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岁月沧桑，思绪难平。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30余年了，每当想起34年前总理关心延安和延安人民生产、生活的往事，想起他对延安和延安人民的一往情深，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沉浸在对总理深深的怀念之中？8943 。就想提笔一件件地写出来，以表达我对总理的崇敬和思念之情。为纪念总理诞辰110周年，特将1973年总理重返延安时的一些珍贵回忆整理发表。
1973年6月9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这天周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安参观访问，当时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负责外事工作，有关总理和外宾在延安的重要活动我都参加陪同。在接待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总理超强的人格魅力，洋溢一身的伟人风范，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忘怀。
总理来延安之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曾电话通知我说，邓大姐讲，外宾住延安宾馆，总理可安排住南关招待所(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交际处)。对这样安排住宿，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想自己搞外交和外事接待已经多年了，按礼仪说这不太合理。论公来讲，总理是政府最高领导人，理应得到高规格的接待。于私而言，总理这位老延安人离开延安26年了，头一次回家看看，怎么忍心让他老人家去睡木板床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理的真正意思，他是想借陪外宾参访之际，帮一下延安，促一下我们的工作。住招待所便于他和省、地领导同志谈话，有利于接近群众，说明总理在这次回延安之前已作了周密思考，他要为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尽到自己的职责。那天下午5时半后，总理与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深深地感到总理对延安的焦虑之心和对百姓的关切之意，总理的话语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总理一开始就发问：“金璋同志，你来延安快10年了，据你了解，延安人民生活到底怎么样？”我回答说：“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 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总理语气沉重地再次发问：“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我说：“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棵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了。”总理再问：“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说：“人们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总理用坚定的口吻说：“要阻止这种做法，铲掉是错误的，要让群众吃饱饭嘛！”我本来就反对那种做法，听到总理这样讲立刻大声地作了回答：“我们坚决照办！”
总理心里时刻装着延安人民，牵挂着延安人民的生活，对延安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直忘不了那段饭桌边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l973年6月总理回延安，我们想到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回一趟延安很不容易，所以就准备了好酒好菜，想以此表达延安人民的心意。可是当他得知延安人民生活还困难时，好酒也不喝，大米饭、白面馒头也不吃，只简单地吃了一小碗小米饭。总理边吃边说：“延安小米真好吃，真香！”我们想劝他多吃一点，再尝几口备下的好菜，总理没有吃，对我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我怎能吃得下去呢？”此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这天中午安排了两桌饭，省委领导坐一桌，总理和延安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坐一桌。在吃饭中间，总理当着地委行署负责同志的面提出了“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问大家“行不行？”地委书记许效民同志和其他同志异口同声地说：“行！”总理说：“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这时宴会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我感到总理的心和我们的心跳在了一起，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总理心情也很激动，叫着我的名字，让拿酒来。服务员给每人斟了一杯茅台酒，桌上的人含着热泪，怀着激动、沉重的心情碰了杯。碰完杯，总理又和每个同志握了手，这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人过于激动，握手时用劲大了点，发出了响声，这响声被服务员听到，误以为是击掌。事后在延安群众中广泛流传：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和总理“击了掌”(发誓的意思)。也就是说，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决心要实现总理提出的“三变、五番”的要求。此后，总理及时安排北京市和中央的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帮助延安发展生产。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兴建了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但当时由于“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l973年延安的14个县、130万人口，粮食总产6.47亿斤，农民人均不到250公斤。工农业总产值1.9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不少农民不仅发愁锅里无粮，而且也发愁无钱花。按总理的要求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话，1978年就满五年了，但粮食只增长了一成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在原来的基础上，于1990年才真正实现了粮食翻一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均年收入在700元以上，总理为延安人民制定的目标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
总理对延安的情义，不仅体现在他亲自为延安发展规划蓝图、制定目标，调动各方力量支援延安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总理送自己的亲侄子到延安插队，投身改变延安贫穷面貌的具体事例中。总理有个侄子周秉和，1969年冬在延安枣园插队锻炼，这是总理的意思，要他在延安接受再教育，扎根延安，建设延安。由于秉和表现好，插队不到两年就被推荐参军入伍了。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认为秉和来延安插队时间不长就离开很不应该。总理通过陕西省委和兰州军区有关领导把秉和从部队调回来，到延安河庄坪公社农村插队。秉和由部队回到农村后有思想情绪，给总理和邓大姐写了信，这时我正在北京，邓大姐用车将我接到他家去说：“总理和我希望你做秉和的监护人，把他管起来，加强对他的教育。”邓大姐又说：“每月我们给秉和8元零花钱。”我说：“应该给10元钱。”大姐说：“听老土的，就给10元吧！”不是他们没有钱，而是严格要求，怕乱花。由于秉和在农村劳动得好，后来入了党，当了民兵连长。
1973年6月9日，总理来延安带领外宾参观枣园旧居。总理先与外宾到达枣园，在原中央会议室旁，热情的群众围住了总理。原枣园公社领导杨成福、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总理当年老房东高同有及其女儿高秀玲被介绍给总理，总理问房东高同有：“你多大年纪？”高答：“70岁了。”总理说：“你比我还小。”高说：“主席他老人家已经80岁了，那时他常和我拉话。”总理问：“你现在住在哪里？”高说：“我还住在后沟。”总理说：“我在后沟住过，那是1945年，开政协会回来到召开七大时，在那里住过一段。你身体好吗？睡觉好不好？”高说：“我胃不好，有胃病。”总理接着又问了高同有的女儿高秀玲的一些情况。总理又问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枣园大队现有多少户、多少人及队里的一些基本情况，雷治富都一一做了回答。总理又问：“今年的庄稼怎么样？”雷说：“这几年老旱。”这时总理提起：“我的侄子在这里你知道吗？”雷说：“知道，叫周秉和，去年送他上大学去了。”总理说：“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是很好吗？”雷说：“他劳动好，能吃苦，思想好，先是大队推选他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您不同意，才从部队回到延安继续插队。”总理说：“你们别因为我的关系就照顾他，他年纪还很小。”雷说：“是全大队贫下中农根据上级规定的条件推荐他上大学的。”总理开玩笑地说：“我看你是间接走后门吧？大学毕业后再来枣园大队，你们要吗？”这时大家都笑着齐声说“要”。总理接着说：“那就一言为定。”这时总理也高兴的笑了。总理后来又问：“他给你们来信吗？”雷说：“他经常给我们来信。”总理说：“不来信就是忘本。”接着又问：“你们现在还有插队青年吗？”雷答：“不多了，原来33名，现在还有4名。”总理来延安期间也对我说过，秉和在延安你关照过他，大姐给我讲过。我让他来延安插队，是让他当农民，接受教育和锻炼的，可是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是怎么去的？是不是你们说话了？我回答说：秉和在延安河庄坪公社农村插队劳动表现好，是群众推荐他去上大学的，我们没有替他说情。总理说，我是希望他在这里扎根。稍停后他接着告诉我：大学毕业还让他回到这里来，你们要不要？我说要，还说在学校学到知识，对建设延安更有好处。时间流逝，当34年后的今天又一次回想起总理回延安的往事，我仍然感慨万千。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时期，敬爱的周总理为了改变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为了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管理工作，身先士卒，鞠躬尽力。他身居高位不忘百姓疾苦，支援延安建设、支持侄子插队的伟大风范，长期以来已深深地、永远地铭刻在延安人民和知识青年的心中。
作者介绍： 土金璋：男，陕西省淳化县人，1921年10月出生，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赤水县民教馆馆长、新正县政府科长、中共赤水县三区区委书记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共高陵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处长、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秘、西藏自治区政府外事处副处长、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主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西安市副市长兼外事办主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任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曾多次聆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教诲。离休后，担任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理事、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西安市老年大学名誉校长等职。1991年参加影片《周恩来》的拍摄。
文章摘自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作者：侯隽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