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斯诺在一起
1928年夏，埃德加·斯诺搭乘一艘从夏威夷到东京的轮船，远涉重洋抵达上海。这位22岁的美国青年原本未打算久住，但他由于对中国一见钟情，遂使短暂的访问变成了长期居留。
斯诺落脚于申城后，经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以信函推荐，担任了在“十里洋场”颇受瞩目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主编。《密勒氏评论报》是在沪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创刊于1917年6月9日，初名“Millard'sReview”，后改成“TheChina Weekly Review”，系16开本，逢星期六出版，每期50页。该刊主要面向在华外籍人士和中国政界、知识阶层，部分运销欧美，印数约5000份。创办者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刊物中译名即以其姓命名)，办刊宗旨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斯诺到该刊供职时，密勒已经退休，由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接任主编和发行人，其主张“中国为独立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斯诺对此深为赞同，他走进设于上海租界一幢写字楼顶层的报馆，简单地整理了一下编辑部的办公桌，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新闻记者生涯。
有天，一位上海地方官员来报馆接洽，写字楼管理员竟拒绝为之提供电梯服务，并申明电梯专给西人使用，华人只能走后门爬楼梯；那官员气喘吁吁来到编辑部，向斯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斯诺闻言感到非常气愤，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人请走后门》的社论，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其中严厉抨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反映的民族歧视，强烈谴责那些“采取侮辱中国人荒唐做法的外国人”。这篇社论立即在申城引起了反响，写字楼的英国老板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取消了歧视性的乘电梯规定。
年轻的斯诺的加盟，给《密勒氏评论报》带来新的气象。斯诺曾接受鲍威尔的委派，坐火车沿沪宁、沪杭、津浦、京沈、京绥等铁路干线进行采访，他的见闻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亮相，如192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国五大怪》指出:旱、涝、饥、虫和地震等，给中国百姓造成极大灾难。从塞外返回申城后，斯诺曾代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并以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推出了一些政治评论。1929年春，斯诺利用国民政府交通部提供的考察中国铁路的机会，冲破陪同的官员的拦阻来到绥远，在古镇萨拉齐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连树皮都被饥民剥光了。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或坐或躺在自家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我们经过的灾区中，一年死掉的人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他见状极悲愤，马上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了通讯《救救25万生灵》，并把萨拉齐之行称作是自己“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1930年至1933年初，斯诺继续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旅行访问，并给《密勒氏评论报》撰写系列游记，其中一组文章披露了当时日本对台湾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真实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此期间，斯诺为撰写宋庆龄传记，还专程采访过宋庆龄，从中“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国家，并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爱国将领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斯诺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全过程。斯诺亲眼看到，宋庆龄为支持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积极动员上海市民捐款为官兵缝制棉衣，并与何香凝带着慰劳品到前线慰问；宋庆龄还组建伤兵医院，亲自给伤兵喂药、喂水、喂饭，有时通宵达旦守护在生命垂危者的床边。这使斯诺深深感动，他在《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作了生动报道。
1933年春，新婚不久的斯诺携妻子海伦·福斯特来到北平。斯诺应聘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记者及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海伦则做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虽然事务繁忙，但仍不忘抽空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文章。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并发展为全国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为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斯诺夫妇不顾危险奔赴现场了解情况，鲍威尔作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也亲自从上海赶到北平进行采访。
1936年1月，斯诺又到上海拜见宋庆龄。斯诺早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尽管他已收集了很多资料，但这位忠于事实的正直记者因自己还没有见过红军而不轻易动笔。此刻，斯诺就向宋庆龄提出，想去革命根据地看看。由于宋庆龄的热忱帮助，斯诺很快得以实现他一生中的“非凡旅程”--导致《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诞生的陕北之行。那是在同年6月中旬，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具体安排，斯诺携带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簿前往陕北，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采访。斯诺返回北平后，于同年11月5日把自己与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和对革命根据地的综述寄给《密勒氏评论报》。《密勒氏评论报》接到文稿，在同年11月14日、21日两期予以全文发表，题目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1939年9月，斯诺以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身份第二次访问陕北，在延安与毛泽东又进行了长谈，这次会见的记录仍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另外，斯诺还在《密勒氏评论报》写过《关于日本战略》一文，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对抗战所起的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因如实地迅速报道真相，被国民党当局取消记者权利，于1941年2月被迫离境，去东南亚游历，取道欧洲回美国。可以说，他在中国居留的这13年里，长时间与《密勒氏评论报》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并利用它热忱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密勒氏评论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刊，鲍威尔被日伪逮捕，先后在上海提篮桥及江湾监狱遭受非人待遇，致使双足致残；抗战胜利后，《密勒氏评论报》由其子小鲍威尔接手并在沪复刊，至1953年6月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