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元宵节，毛主席带着毛岸英来到了南区合作社
1946年2月16日，是农历的元宵节。这天上午10时半左右，毛主席带着毛岸英，在一些警卫人员陪同下，乘坐一辆改装过的旧汽车，来到了南区合作社所在地柳林子村。合作社主任、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刘建章，前一天就接到了毛主席来访的通知，当即就可能要谈到的问题作了一些准备。这天清早，他带领合作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把院落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以迎候毛主席的到来。
几个月前，毛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40多天的时间里，南区人民和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一样，对毛主席的安全非常焦虑。现在毛主席安然回来了，而且就要来合作社访问了，我们又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见到他了，大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一向质朴无华的刘主任，这时也禁不住笑逐颜开，满面春风。
毛主席这天穿着一身灰色棉制服，神采奕奕。他稳步走下汽车，和迎上前去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刘建章、王耀明（南区合作社副主任）和我，把毛主席接进位于半山坡的石窑会议室，在这里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谈话。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或者是驶来的汽车（当时延安仅有这一辆小汽车）引起了人们的联想，“毛主席到咱柳林子来了”的消息，迅速在村子里传开了。合作社周围的山峁上，站立着摩肩接踵的人群。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山峁下的合作社会议室，想看到他们殷切想念的毛主席。但是村里的人们又都懂得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重要性，他们极力控制着自己那颗跳跃着的火热的心，始终自觉地站立原地手搭凉棚瞭望。有的人拉住自己的孩子，唯恐他们乱跑，影响环境的安静。有位农民背着他那不能行动的老人，守候在山峁拐角处，一心想看“毛圣人”（延安一些老人对毛主席的尊称）。谁也没有组织他们这样做（事前是保密的），仅仅是出于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于毛主席的热爱。
刘主任首先对毛主席说：“在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这里的群众心里一直打鼓，纷纷打问主席是否回来了。有个老汉的眼睛为此都急瞎了。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主席以后别再去了。”刘主任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激动，眼角也湿润了。毛主席安详地说：“谢谢南区人民的关心，我不是安全回来了！”
对于南区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是了如指掌的。3年前，他对南区合作社曾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来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一文中，以几十页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和它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毛主席这次访问南区合作社，是想进一步了解合作社最近几年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
这年春节前，南区合作社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干会。两会以“整顿与发展相结合”的精神，对1945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并对1946年的工作任务作出具体规划。因为有此思想准备，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提问并不感到突然。汇报由刘主任主讲，我们相互补充。毛主席边听、边问，有时还作些评价。谈话生动活泼，讨论自由深入。
毛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干部，决不能一棍子打死，搞那个“残酷斗争”
刘主任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合作社内部在业务方针问题上存在的两种认识，即合作社的业务是以组织群众生产，帮助社员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为主，还是以倒买倒卖、单纯追求高额红利为主这样两种经营的思想。
毛主席听后说：“噢，你们这里也有矛盾和斗争！”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群众的看法怎样？”
我们补充说，绝大多数社员代表要求合作社主要帮助他们直接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认为“这样做，为社员谋利益就谋到实处”；也有极少数社员代表，主要是那些入股金多的，觉得多分红“合算”，认为多分红对社员更有刺激性。合作社的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做买卖出身的，手头又攒了不少钱的干部（他们同时也是大股社员），则站在后一种意见的立场上讲话，说合作社多挣钱，给社员多分红利，社员有了钱，他们就会自己去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主张把资金、人力等放在买卖上，做流动生意，挣大钱，分红多，合作社也就会大翻番，大发展。概括起来就是“唯利是图”四个字。依了他们，边区农民所需要的镢头锄把、棉花布匹、针头线脑等生活必需品，或者因利微而无人经营，流通中断，或者为投机商重新打开高价垄断的大门，使物价如脱缰之马不可驾驭。它完全脱离了边区小农经济的实际，更不顾国民党反动派要在经济上困死和卡死我们的严酷现实。这是与合作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总方向根本对立的。他们当中一些人，近些年来正是通过大买大卖，在合作社的招牌下，从中夹带私货，私买私卖，捞到好处，发了财。他们的经济地位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立场也跟着动摇了，有的甚至蜕变了，若不及时把问题鲜明地提出来，既毁了合作社，也毁了他们自己。
刘主任着重指出，在这次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上，社员和社员代表共提出了200多条意见，批评合作社的“大倒业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作风。他还列举具体事例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说明合作社内部激烈斗争的状况。
毛主席十分认真地倾听了这些汇报。他离开座椅，在室内走了几步，点着头说：“斗争还这样激烈！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提出新的问题。看来，斗争难以避免。本来嘛，有团结就有斗争，经过斗争，分清是非，只要处理得当，就会形成新的团结。”他接着问：“斗争的结果怎样了？”
刘主任说，我们在干部中，特别是在社员代表中，摆出大量事实，揭了这些干部假公济私、倒买倒卖的底，同时说明，如果按照他们那一套办，必将摆脱合作社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大方向，在战时物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光凭“票面红利”是不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这一点，南区人民都有深切的体会。许多代表都讲了这些年来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那一套就吃不开了。
我们接着补充说，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大家确定合作社必须遵循着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方针继续前进。为了搞活流通，买卖当然要做，而且要更好地组织骡马运输，进一步扩大边区内外的贸易和公营贸易，同兄弟合作社更紧密地携起手来，群策群力，承担起边区的战时供销任务。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纳入为人民服务的轨道。
毛主席说，你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注意阶级分析，注意从实际出发，这很对。延安县委有什么意见？
刘主任说，这场斗争，是在县委和延属分区合作联社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帮助，我们的头脑也不会这样清醒。
毛主席又问，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你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刘主任说，这些干部，在合作社的发展史上，是做了工作的，有的还是劳动模范，有很大功劳。他们在群众中也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的错误，虽然夹杂着一些个人利益，但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对待他们的方针，是教育和团结。教育他们认识错误，团结他们继续共同做好合作社的工作。至于个别违法走私的人，那是另一性质的问题，情节严重的，已由政府依法惩办。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尽力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干部。对于他们，我们还有很多思想工作要做，现在仅仅是开始。
刘主任汇报到这里，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我这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是不是有点右呢？”
毛主席笑着说，干革命，搞经济工作，我们都没有现成的章法，谁能不犯点错误？对他们，决不能一棍子打死，搞那个“残酷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很多经验教训。你对犯错误的干部，一团结，二教育，这就对了。我再给你补充一条：团结、教育的目的，是要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嘛！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革命干部犯了错误，能真正认识和改正过来，他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做事，片面性就可能少一些了。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和错误都是可以转化的。你不要怕人谈“左”谈右，实事求是，注重实际，也就是了。
谈到这里，毛主席转过身来问：你们说是不是？大家都赞同地笑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群众在经济上翻了身，就要求在文化上翻身……”
毛主席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他起身在石窑内漫步一圈。这间石窑是很宽敞的，但室内陈设简单，除桌椅板凳外，再无其他家具。在窑壁正中，悬挂着南区社员最喜爱的一幅珍品――毛主席在1942年底著名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亲笔写赠刘主任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合作社的模范。书赠刘建章同志。
我因为目睹过许多合作社社员喜爱这面锦旗的情景，便向毛主席介绍道：主席亲笔写赠刘主任的这面锦旗，南区人民对它是非常珍爱的。许多社员来合作社，都要看一看，有人甚至忍不住还要抚摸它，说这是“咱毛主席写给咱刘主任的”，“咱南区合作社是人们公认的模范社，咱刘主任是人们公认的模范主任。毛主席写的，正是咱们要说的”。他们对此有强烈的自豪感。
毛主席说：“真正给人民办事的人，人民就真诚地拥护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是最公道的。值得高兴的是，像刘建章这样的英雄模范，在我们解放区越来越多了，而且各条战线都有了自己的旗帜人物，工农兵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有觉悟的主人，这是人民事业的胜利，也是历史在前进的一个重大标志。”
休息片刻之后，刘主任继续汇报。他介绍了合作社办的附属学校南区合作职业学校联系实际、实行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打开了南区教育新局面的情况。
这所学校是1944年春建成的，原名沟门民办小学，是合作社属下的沟门信用社为培育“有点文化、识点字”的接班人而创办的。有了这个明确的办学目标，又选拔了一个有事业心和有教学能力的教员，再加上合作社运用“教育入股”的传统办法，即学生家长每年只交相当于一般学校学费20%的“教育股金”，合作社通过对这笔股金的经营，以其所得利润，加上合作社公益金项目下对教育事业的例行补贴，就全部解决了学校的行政经费，学生的食宿、书本以及其他文具费用，比边区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免费入学，伙食、文具自备）还优越，而“教育股金”本身，则作为发展南区教育事业的公共财富，其所有权及其相应的荣誉，仍属于股票的持有人（不再分红），因此，这个学校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成为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中的知名学校之一。1946年初，社员代表大会决定把它作为南区合作社的直辖单位，并把合作社的纺织工厂合并进去，使教学进一步与生产结合。学生主要学文化，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以一定时间学习纺织技术。工厂厂长高能文是学校的兼职教员。参加劳动的学生，得到全年服装的报酬。他们学写学算，又工又读，学得有劲，家长高兴。他们毕业以后，可以到合作社当会计，当工人，当乡文书，做小学教员，办黑板报，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学校的所有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些目标进行的。此外，他们还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举办许多校外的教学活动。教员薛民锋办学有功，群众拥护，今年学校改名为南区合作职业学校的同时，他被任命为校长。
毛主席怀着很大的兴趣听了这段汇报，不时提问，还作了一些插话。汇报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说：“群众在经济上翻了身，就要求在文化上翻身。你们这个学校方向对，办法好，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坚持办下去。”他转身交代毛岸英：“这个学校的事迹都记下没有？没记清楚的，再和他们核对一下。”
毛主席对我说：“可以到各个解放区走走，多走些地方，更能开阔眼界”。
谈话到此，已是中午1点多了。负责午餐的刘嫂子（刘建章同志的老伴）已悄悄派人催问过几次，因为毛主席听汇报的兴趣正浓，不便中断。现在汇报告一段落，王耀明副主任便宣布开饭。
端上来的饭菜，都是当地群众过年的土餐，有油馍、枣糕，还有毛主席平常喜欢吃的“金银饭”（大米、小米煮成的混合饭），再就是当地的特产米酒和几样腌菜。毛主席兴致很高，特别喜欢喝米酒，说还是第一次喝到这种好酒，接连喝了好几盅，啧啧称好。他对这种简朴而情深的招待，表示满意和谢意。
席间，毛主席问我来合作社多久了，和群众结合得怎样，是否还想呆在这里。刘主任接过话头，向毛主席介绍了我在合作社的情况，说了许多我当之有愧的话。我接着说，刘主任刚才讲的，是对我的夸奖和勉励，我这个学生虽已进堂但还没有入室哩！
饭后，毛主席找我个别谈话。他关切地问起我的健康情况和生活情况，要我谈谈来合作社后的感想和今后的打算。
我说，我来合作社将近两年，合作社的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把我看作自己人。我的肺结核病基本好了，生活很安定，也很充实。前年我决心来南区合作社，就是怀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愿望来学习、来实践、来改造世界观的。
我在这里的时间不算很长，便从合作社许多同志身上，特别是从刘主任身上看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的精神和实质。刘主任下乡做群众工作，常常带着我一起走街串户。所到之处，无论是青年婆姨，还是老汉，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有心事和他说，有意见向他提，有问题和他商量，有困难找他帮助解决。而刘主任对每个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以至他们的思想、情绪和需要，也都了如指掌，或者一点就明。
我举了两个例子：
刘主任把一个名叫董世海的中医兼“阴阳先生”吸收到合作社来，创办医药合作社，推动他给群众科学治病、认真治病。从此董世海即以自己过去的种种“迷信”活动，现身说法，说明“阴阳”、“巫神”是怎样骗人的，一边宣传医药疗效，一边用实际事例向群众宣传烧香敬神是费钱误人。有人请他“看风水”，他也不拒绝，但向他们说明这事徒劳无益，坚持不收费。有的群众说，“阴阳先生”看地不收费，会神鬼不安，所以丢下钱就走。他和刘主任商量后，就把这些钱交合作社代他们入股，叫“迷信入股”，照例分红。开始两年有５０多位这样的人入了“迷信股”，再后来就没有了。
刘主任把他过去的“同僚”――赶牲口的脚夫组织起来，挂上合作社的旗号，成为有组织的运输队，帮正在为完成运输公盐任务而发愁的农民代运公盐。同时他又和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签约，包运南区农民应运的公盐。运输公盐是边区政府抵制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财税来源。合作社承包政府的运盐任务，政府也就相应地把发给运盐农户的运费转发给合作社。合作社代农民完成政府规定的运盐任务，农民也就相应地把驮运公盐中应付的资金交到了合作社，作为他们的“公盐股金”投入合作社。这样，政府如期完成北盐南运的任务便有了切实的保证，农民也不再为长途运盐死牲口、出门粮草费用大、家里农事缺乏劳力等种种困难发愁了。而合作社则因此组织起10多个装备精良的骡马运输队，运力强大，运输有经验，对牲畜保养好，更可搞往返运输，北盐南运，南货北运。因此，合作社在完成代运、包运公盐任务的同时，在组织边区内外商品交流，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物资封锁方面，又作了重大贡献，而合作社则从中迅速积累了雄厚的利润和资金。一举四得：便民、利公、打破封锁、壮大了合作社为人民服务的力量。
毛主席点头说：“看来，你没有虚此一行啊！不过也不必老呆在一个地方啦，可以到各个解放区走走，多走些地方，更能开阔眼界。”我说，我来合作社之前，博古同志也曾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经过郑重考虑，我觉得到基层锻炼对我来说是自我改造和进步不可或缺的一堂必修课。来南区合作社后，我如同孙悟空到了“西天”，目不暇接，到处都有真经。现在才略窥斑豹，怎能浅尝辄止？还有一层，过去我观察问题常常带有不自觉的片面性，只从自我狭隘的“下面”看问题；现在，通过合作社这个“小社会”，开始懂得把视野扩大到整体的重要性，应当把“上面”和“下面”，局部和整体联系起来，才能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经过这段实践，我认识到许多昨日的种种幼稚病，但这仅仅是开始，我还想靠这块“佛地”，多取点“真经”。主席的吩咐，我铭记在心。
毛主席最后对我说：“你的想法也不错，但不要‘画地为牢’。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吧！”他希望我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出来。
毛主席说，在革命和建设中，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接着，毛主席让刘建章同志谈谈合作社团结知识分子一道工作的问题。他并问：欧阳山同志什么时候离开合作社的？这里现有多少外来知识分子？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我们事前没有准备。于是?熏刘主任掰着指头点名：欧阳山、虞迅夫妇在此担任秘书、文书工作，对我们很有帮助。他们主要是来此体验生活，准备创作的，前年已回文协。他俩的工作现由从中央党校来的李蕴辉接替。李蕴辉同志在这里还接办了个半日校，招收附近失学的娃娃读书识字。她在合作社门口办了块黑板报，联系实际，宣传时事和政策，很受群众欢迎。她遇事有见解，与群众关系好，对我们很有帮助。医生陈静波夫妇，负责南区的医药工作，他们除了在门诊看病给药，遇有紧急病人，就不分昼夜寒暑，立即带着药箱，骑上毛驴，奔赴深山老林，救治病人，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欢迎。教员薛民锋，是受南区人民尊敬、爱戴的老师，他创造了一整套适合本地情况的教学方法，成绩卓著。他既是一位好老师，也是童龄学生的好“保姆”。剧作家墨一萍，编写了秦腔历史剧《正气图》和许多秧歌剧，交给由旧戏班子改造过来的“合作剧团”演出，为群众喜闻乐见。还有从机关、团体派来的曾延淑、魏林等同志，都为合作社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学到了联系群众的本领，又能发挥自己所长，工作有成绩，因而安心满意。他们和本地干部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亲切和谐。
刘主任接着说，合作社规模大了，事业发展了，没文化不行。知识分子参加合作社工作，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常常及时提出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使我们大开了眼界，更加清醒地向前迈进。有了他们，我们就如虎添翼。
毛主席说，在革命和建设中，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而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什么时候工农干部知识化了，我们的事业就好办了。今天的谈话很有益，谢谢你们。
毛主席这天在合作社停留了4个多小时，直到下午3时左右才离开合作社。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以23万人的兵力，向延安疯狂扑袭。南区合作社遵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迅即投入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