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我竟做梦似的回了趟陕北。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多少年了。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
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之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像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沟我全走遍……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32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呆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碴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
一行7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5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唧唧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走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追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
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
随随比我大几岁，念过3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说：“怎么会呢？不会。”
当年随随家是全村数得着的穷户。他爸是个瞎子。据说他3岁上害了场大病。小棺材也打下了他又没死，单是把一双眼睛瞎了。60年，他没走出过清平湾，也没有成亲。随随是从绥德来了个吹手的孩子，到了这村里，病得不行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收养这孩子，当时就求人去给扯布做衣裳，求人去供销社给称糖，搂着随随不放手。嫂嫂说：“咱再养不起了嘛!”他回答得坚定：“我个人养。”哥哥说：“你能养得活?”“咋啦倒不能?”他心底的父性忽然炽烈地爆发，或者也是母性。瞎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他和随随。
随随长大了，有天随随在沙家沟攀在半崖上砍柴，认识了已经说给马家坪王康儿的英娥，英娥俊得很，王康儿是个老实人，心里明白英娥看不下他，便连话也很少敢跟英娥说，一个人不吭不哈地受苦、做饭、喂猪，有了钱给英娥买衣裳。英娥不穿他买的衣裳，也不给做饭。英娥嫁了，还是常往随随拦羊的路上跑。人说，“砍柴时见她和随随在苦行山洼里走”。于是英娥娘家的人就跑到随随窑前来骂，把瞎老汉也捎上，说：“叫你跟你大一样把眼窝瞎了!”随随急了，抄起老镢跑出去，说：“你狗日的骂谁哩?谁的事说谁的事!”众人把双方拉开。王康儿家的人告到了公社，公社里来人把随随带走了。
回清平湾之前我给随随写了信去，说我要来村里住几天。据说随随当了大队书记。然而直到启程之日还没收到随随的回信。也许是县城到清平川的路断了?发了洪水，邮件送不去?也许是随随拆开信，却记不起我是谁了?坐在火车上，我忽然觉得此行未免太孩子气，也许那儿根本没有人记得我了。
随随现在怎么样了？那天我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多少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