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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被占 邓颖超掩护中央领导子女撤离始末

2011-5-3 0:00:00 来源:原创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撰写的《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本书作者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在总理夫妇身边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解放区消灭掉。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和党中央所在地,从2月份开始,就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壁清野,有计划地进行战略转移。

      党中央机关组织分批转移,其中机关家属及子女组成一个小分队,由邓颖超大姐和康克清大姐负责。这支小分队共有老弱小30多人,其中有先行渡过黄河的毛泽东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有刘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涛涛和丁丁,有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和孩子任远远,还有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和孩子、王若飞同志的夫人李佩芝和孩子、王明的夫人和孩子,再就是几位老同志。转移路线是先东渡黄河,到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然后根据情况再定行止。由于这支老弱小小分队是邓大姐带队,周恩来副主席让我跟随邓大姐先转移,并叮嘱我一定要帮助邓大姐完成好这次转移任务。

      离开枣园后沟前,周副主席来同邓大姐告别,又特地嘱咐我说:“大姐身体不好,你要多帮助她。”少奇同志也拉着邓大姐的手说:“路上多保重,我那两个孩子涛涛和丁丁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路平安!”当时邓大姐正患心脏病,而且病情较严重,脸和腿浮肿得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当时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四面封锁,条件非常艰苦,医疗条件更差,根本无药可用。尽管如此,邓大姐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党中央的委托,担负起了领导这支小分队转移的重任。

      3月13日傍晚,我们从延安枣园后沟乘吉普车出发,当晚到达延安以东50里外的集结地——永平镇。在永平镇停了两天多,邓大姐和康大姐把小分队组织好以后,3月16日下午3点钟过后,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开始上路,向黄河岸边进发。之所以在这个时间上路,是因为国民党飞机在每天下午3点以前飞往陕甘宁边区,到处寻找目标狂轰乱炸,3点以后就不再来了。

      邓大姐率队撤离延安待大家上车坐好后,邓大姐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她说:“我和康大姐受党中央的委托,负责带领大家先东渡黄河,然后再定行止。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我们这次行军不同寻常,是战时的行军。为了躲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在每天下午3点以后和晚上走,这对于我们这些老弱妇女和孩子来说,定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希望大家严格要求自己,互爱互敬,互相帮助,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战胜困难,顺利到达党中央给我们指定和安排的地点。”

      小分队出发后,头一天就出师不利,晚上九十点钟,卡车开过一条小河时,后轮掉进了冰窟窿,不管怎么加大马力,汽车哼哼着后轮就是拖不上来。这天夜晚天黑地冻,伸手不见五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手电筒,大家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邓大姐下车问明情况后,命令我:“小成,你快去附近找找老乡,请他们带上工具来帮我们把车弄上来。”这支小分队只有我一个带枪的男青年,也只有我最适合去执行这一任务。我顺着山沟右边的小路,小跑着走去,边走边呼唤老乡。走了大约半小时,也没呼唤到一个老乡。我急中生智,当即掏出随身带的驳壳枪朝天开了两枪,目的是想用枪声引起狗叫声,这样我就可以顺着狗叫声找着村子、找到老乡。不成想,打了两枪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见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荒野,一户人家也没有。照这样下去只能是白走。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只好原路返回,再想别的办法。

      我摸着黑一溜儿小跑回到原来的小河边,发现卡车已经从冰窟窿里开出来了,正停在那里等我,我不禁又惊又喜。一问,才知道我走后朱德总司令正好路过这里,是朱总司令他们的汽车把卡车拉出来的。邓大姐见我跑得气喘吁吁,当即招呼我:“小成,你回来了,快上车。”我上车后,汽车哼哼两声开动起来,当夜我们到达了一个预定宿营的小村庄。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刚吃完早饭,敌人的飞机轰鸣着朝我们的小村庄飞来了。由于我们的卡车没有隐蔽好,被敌机发现了。敌机低空盘旋着,对卡车进行反复扫射。在这紧急时刻,邓大姐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命令我:“小成,你快去告诉大家,在窑洞里不要出来,以免暴露目标遭到敌机扫射,并告诉司机把卡车开远一些隐蔽起来。另外,你也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注意观察,看有没有人走出窑洞……”

      幸亏这次来的敌机是侦察机,不是轰炸机,只是低空盘旋扫射了几次,没有扔炸弹就飞走了。村子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人员也无伤亡。卡车经司机检查,也只是被敌机机枪打穿了几个洞,机件并没坏,丝毫不影响行驶。

      下午,我们按照预定行程到达了黄河岸边的西岸吴堡渡口,有两只木船已等在那里,待我们上船后就向东岸驶去。这里的黄河不同下游,夹杂泥沙的河水一片浑黄,激流滚滚,浪涛飞涌。面对浊浪滚滚的大河,我们乘坐的又是一只小小的木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免有些慌张,生怕有什么闪失,特别是那些孩子们,没见过这么大的河,更怕掉进水里。邓大姐看了看大家,镇定地向大家宣布:“请大家注意,第一,上船后要坐好,手把紧船,不得乱说乱动,要听从船头的指挥;第二,上下船大家要互相帮助,照顾好各自的孩子,不要让他们东窜西窜,更不要慌乱。”大家看到邓大姐那样镇定,立刻有了主心骨,慌乱的情绪都稳定了下来,互相搀扶着陆续上了船。

      邓大姐把小分队分成两拨,第一拨由康大姐率领乘第一只船先行,第二拨由邓大姐率领乘坐另一只船。由于邓大姐组织得法,大家又都服从指挥,虽然黄河激流飞荡,浪花四溅,船只飘摇,大家还是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抵达了东岸的军渡渡口。在军渡迎接我们的有晋绥军区的陈副司令员、中央办公厅先遣组的范离副部长。过了黄河,大家心理上自然有了一种安全感,因为已经离开了激战的河西。

      但是过了黄河新的麻烦又来了。第二天出发时,我们的交通工具由卡车改成了马和毛驴,一家一头。有人说,从来没骑过马和毛驴,孩子闹,大人也有意见,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未能启程。康大姐做工作根本不听,向邓大姐汇报后,邓大姐有些生气。她走到小分队集结处,压着火气对大家说:“我们这次行军,不同往常,有马和毛驴就已经不错了。毛主席他们正在同敌人作战,他们连这个条件也没有,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有的同志说,东西多一个毛驴不够用,那就请你把次要的、当前用不着的东西扔掉。如果舍不得扔那就背着走。还有的同志说没有骑过马不敢骑,那就请你牵着走。我们每家能有一匹马或一头毛驴就已经不错了,我也是一匹马嘛。我们不能再给地方上增添麻烦了。”邓大姐说过之后,大家停止了吵闹,小分队很快就出发了。

      有一天晚上,小分队到达了另一预定宿营地。大家都按照事先分配的房子住下了,唯独严慰冰嫌房子又小又黑,不肯进去住。康大姐给她做工作也不听,她说的又是一口上海话,谁也听不懂。康大姐向邓大姐汇报后,邓大姐走到严慰冰的住处,严肃地对她说:慰冰同志,你想想毛主席和定一同志他们正在同敌人打仗,不管白天黑夜,风里来雨里去,就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呀。我们就在这里住几个小时,别人行,你就不行吗?说完邓大姐离开了。之后邓大姐又要我去查看。我到那里一看,严慰冰正往屋里搬东西呢。

      经过几天艰难的行军,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到达兴县后,小分队中的大部分人都由中央先遣组作了安排。人员虽然减少了一部分,但除了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和保姆耿贵珍外,又增加了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和保姆李若同志。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第二个目的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在兴县,邓大姐、康大姐和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和保姆、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我们一起住在靠近防空洞的一个小院子里。因为兴县是晋绥军区所在地,也是敌机重点侦察和轰炸的目标之一。邓大姐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查看、询问孩子们的情况,还特别交待我说:“我们住的地方是军区,敌人的飞机常来侦察、扫射和轰炸,你要特别注意,听到警报声或防空电话通报,就赶紧招呼孩子们钻进防空洞,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军区领导对防空问题也很重视,指示电话总机和通讯员,一有空情首先要通知邓大姐。为了安全起见,还给耿贵珍、李若规定:不准带孩子远离驻地。

      有一天上午,警报响得特别早。像往常一样,我通知两个保姆后,就跟邓大姐进了防空洞。我们刚进去,就听到了敌机的嗡嗡声,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炸弹就投在我们住的小院子里。邓大姐看了看大家,发现涛涛、丁丁和耿桂珍都没进来。他们是否有危险了?邓大姐急了,当即责问我:“你告诉耿桂珍带孩子进防空洞了没有?”我说:“告诉了。”邓大姐又说:“告诉了怎么还没进来?你快去把他们接来!”我也急了,立即冲出防空洞,穿过飞机炸弹刚刚炸起的烟尘,跑进耿桂珍和涛涛、丁丁的住房。涛涛和丁丁吓得号啕大哭,涛涛抱着阿姨的腿,耿桂珍也吓蒙了,抱着丁丁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拉耿桂珍说:“还不快走?”耿桂珍这才清醒过来,她抱起不到一岁的丁丁,我抱起涛涛,穿过烟雾,向防空洞跑去。邓大姐一直在洞口望着,见我们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跟我们一起进了防空洞。经检查,三个人都还好没有伤着,只是丁丁仍然哇哇地哭个不停,小脸上满是灰尘,被眼泪冲得一道道的。邓大姐一面掏出手绢给她擦眼泪,一面哄他:“小宝宝,不哭,不哭。”由于敌机反复侦察,那天我们在防空洞里呆的时间最长,李讷累得都站不住了,就坐在保姆的腿上。

      解除空袭警报后,我们出了防空洞,回到院子里一看,院子里炸了一个大坑,全院窑洞、平房窗户上的玻璃和窗户纸没有一块是完好的,全被震碎了,就是房子没倒。敌机轰炸这个院子的原因,估计可能是晒在院子里的小孩尿布暴露了目标。随后部队来了一个班的战士帮助打扫清理现场,糊窗户。军区陈副司令员把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吃了午饭,才又回到原住处。

      我们在这里一直呆到4月下旬。有一天,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要去晋察冀,路过这里,少奇同志就把自己的孩子和耿桂珍接走了。第二天,朱总司令、康大姐、邓大姐带着李讷、李若和我,我们分乘三辆吉普车,离开兴县晋绥军区,由陈副司令员陪同,赶赴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晋察冀军区。当天晚上我们宿在岢岚县。晚饭后,康大姐约邓大姐和陈副司令员一道去看李讷,只见李讷房间里挂着一张她自己画的小女孩的画像,小女孩留着两条大辫子,下边歪歪斜斜的写着“李讷六岁半”,好像还没画完。我们正看着这幅画,通讯员送来一份急电,要邓大姐带李讷返回三交,参加中央后委工作。次日早饭后,送走朱总司令,邓大姐就带着李讷、李若和我一起乘吉普车返回了三交。

      在这40多天的转移活动中,虽然环境艰苦,情况复杂多变,但是邓大姐还是带领小分队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特别是邓大姐在几次关键时刻的讲话和处理问题的果断,不但使大家心悦诚服,而且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位妇女领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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