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仍加紧派出特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中共也对此着意防范，并将反奸反特列为整风和审干运动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一度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并发展到扩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阶段即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关于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的原因，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予以分析，大多归咎于康生个人或中央决策的失误。客观说来，这种着重于问责的思路有其可取之处，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延安所处的环境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到边区潜伏这一因素，对审干运动的发动影响不小。以往虽然有学者亦曾提及国民党反共活动对延安发起审干运动的客观影响，如秦生的《延安“抢救运动”发生原因探析》（《北京党史》1995年第2期），但比较简略。
一、国民党特务对边区的渗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共御外侮，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依然互相戒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反共论调甚嚣尘上，相关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行猖獗。如1939年拟定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便提出：“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版，第323-324页。）很明显，国民党此时加紧了对中共的特务工作。
在这些活动中，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其窥伺的重点。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省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1943年改称西北特侦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颐任站长。据副站长王明江回忆，这是军统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机构，也是军统局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构成了其基本班底。西北特联站在陕西下设延安组（十余人）、环县组（5人）、庆阳组（6人）、平凉组（5人）、韩城组（5人）、宜川组（4人）、榆林组（十余人）、绥德组（7人）等组，曾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专署等机构。他们搜集情报的范围主要包括：有关中共中央所属各部会的组织人事，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各个边区、省地县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及其施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等。此外，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亦在侦察之列，“总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1940年，该站又在安徽省广德县建立了直属东南分站，并通过浙江丽水特训班训练约百余人，作为东南分站的基层组织成员，专门搜集新四军情报，并配合军统局直接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对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瓦解破坏活动。（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1页。）
另外，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也说：“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军统“在边区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派往延安的特务达百人之多，仅耀县一地，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由此潜入延安。“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这些特务都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有的甚至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7页。）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当时是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将触角伸入边区。
二、中共的加紧防范
对国民党的这些特务活动，中共实际上早有警觉，并制定了相应对策。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成立，康生为部长，李克农为副部长。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从此，社会部就成了中共反特工作的领导机构。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提出：“为了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10月，中央具体制定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其中也写道：“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反共分子，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发布所谓防制异党的办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派遣特务人员到各地进行反共的特务工作，……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该决议还强调：“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加强反奸细斗争的工作，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与党的组织的巩固，不使党与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1-182页。）
此后，中央又先后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关于大后方党肃清内奸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中央组织部也相继发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关于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关于审查党员的指示》和《补充指示》等指示。这些文件的主旨集中到一点，都是反复强调目前审干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必须认识目前日寇国特正以内奸政策为中心工作，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室对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正进行着内线突击，因此党的锄奸工作，须以‘厉行肃清内奸’‘进行反间工作’为主要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7页。）。不过，这些指示同时也提醒各级部门要防止“左”倾扩大化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一方面要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反对锄奸工作的扩大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6-477页。），尤其“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3页。）。所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审干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尚未造成大规模全局性的严重扩大化。
但1942年初几起重大泄密事件的接连发生，又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骤然紧绷。1941年底，军统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码，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直到1942年1月下旬，这一情况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但军统究竟是如何破译这些密电的，苏联和中共的情报部门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内奸自然就成为首先的怀疑对象。
恰在此时，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紧接着5、6月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又因叛徒出卖被破坏，廖承志等负责人被捕，这几乎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此事性质之恶劣还在于，194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中共江西省委后，某些被捕人员自首投敌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伺机全盘破坏。1942年2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还曾经制订了一套行动方案：除准备利用已自首投敌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员破获中共南方局外，并准备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粤、闽诸省线索者，“打击其高级组织”；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闽西者，解决闽西中共武装；以省委中过去部属已为新四军长官者，“瓦解伪新四军实力”；利用此次捕获的经验丰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装战斗员30余员，编为行动队，“潜去皖省，进攻伪新四军”。（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5页。其野心之庞大与计划之周密，不可谓不耸人听闻。而所有这些方案，同样也是建立在利用内奸的基础上。）
1942年4月中旬，国民党又开始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局骤然紧张。针对这一紧急情况，毛泽东曾于5月19日写了一封信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递交给胡宗南，内称：“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进攻，中央一方面做了军事部署，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另一方面则加强了清查特务的工作。毛泽东在4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特别强调，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页。）
在此期间，“王实味案”发生，促使反奸斗争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6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10月19日，他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指出：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11月，他再次强调：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吴奚如，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秘书、军委书记。1937年到延安，后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文艺科长，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定为“叛徒”。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由此出发，揭发暗藏的奸细迅速成为全党面临的主要工作。中组部在1943年工作计划中，便把清查奸细列为第一项的中心工作，中央政治局在提交讨论的关于1943年工作的12个问题中，也有审干工作总结和反内奸政策问题两项。（参见李东朗：《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百年潮》2002年第5期。）
三、审干运动的发动及其扩大化
随着国共关系的逐步恶化，延安的反奸气氛愈发高涨。1943年春，国民党开始酝酿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3月，蒋介石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着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言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极力诋毁共产主义。4月，国民党中央通知各省党部和政府，称共产党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庞炳勋、李仙洲等部也在各处不断挑衅，蓄意制造摩擦事件。5月，由于时值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更在报刊上大造舆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并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6月，胡宗南策划调集大军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做试探性进攻。那几天，在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份电报中几乎都写着“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面对这一危机，延安仍是采取两方面的应对办法。首先是发动宣传反击，在舆论上给予国民党回击。7月8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朱德致胡宗南、蒋介石电文，严厉质问：“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此后，《解放日报》又连续刊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7月9日社论）、《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7月10日）、《质问国民党》（7月12日社论，毛泽东撰写）、《起来，保卫边区！》（7月16日）、《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7月18日社论）、《要求国民党取消敌后特务政策》（8月1日）等文，并陆续发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的声援和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的抨击文章。
与此同时，延安也加紧清查特务，以防敌人进攻时里应外合。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兵、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页。）3月20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向中央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审干工作当作重要的一项。（参见睆砦：《毛泽东与延安“抢救运动”》，《党史博采》2004年第1期。）
根据康生的这一汇报，刘少奇当天致电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了《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指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此后，他又向华中局强调：“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因此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9-30页。）4月9日和12日，中央直属和边区机关2万多人分两批召开工作人员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提出：“根据我们长期侦察的结果，根据改过自新分子的报告，根据这次检举中被捕人犯的供词，知道国民党和敌伪的特务机关都有着很庞大的计划，要打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当中进行暗害破坏的特务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必须尽快加以清除。4月28日，政治局又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等为委员。遵照中央这一部署，审干工作在延安全面展开，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审干运动。
由于大敌当前，中央对敌情的估计越来越严重。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认为“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各地所谓左倾进步分子、左倾文化人中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也有）”，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内“充满了内奸，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到最后几乎全部都是内奸，因此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多都成了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替我们组织的。再经过这些地方党，又介绍内奸来延安到各根据地”。（转引自王仲清：《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问题》，《北京党史》2000年第2期。）指示还提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并断言：“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7月13日，政治局又研究决定“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6页。）。到了7月15日，康生更在中央直属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现在是紧急时期，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清除内奸急不可缓，“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80页。）。由此出发，审干运动演变为抢救运动，一时间似乎敌人遍布、特务如麻，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
四、结语
由于抢救运动搞得越来越过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地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逐步甄别平反，防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今天看来，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错误，康生难辞其咎。正是他一手炮制了王实味、张克勤和所谓“红旗党”等一系列案件，并夸大其词，才造成中央对敌情的判断过分严重。而在此期间，中央的一些决策也存在着失误。如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原本是为了纠正抢救运动的偏差而制定的，但其中仍然表示：“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93页。）这种方针在实践中无疑妨碍了对抢救运动的纠偏。
当然也不应忽视的是，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审干之所以在1943年7月转为抢救，显然与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有关。而后来中央决定停止抢救运动，除了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也与国民党于9月宣布无意进攻陕北边区和停止调动军队有关。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而从效果上看，审干期间也确实清理出不少特务。例如1942年底全线破获的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参见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蒋介石身边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便感叹：“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中统1943年底检查工作的文件也反映：仅以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调统室系统来说，在陕甘宁边区内和周边的特工人员、特情人员629人中，已被共党发现229人，中调局陕西室在陕甘宁边区内的秘密据点遭到破坏，反共同盟军武器全被缴获，原有的特情不能活动，新的特情开辟困难，交通联系无法建立，据点工作受到阻碍，情报质量日益降低。该文件还对这一损失表示“言之痛心”。1945年初，戴笠在西安召开的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亦称：军统几年来曾派400名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被中共发现、逮捕、坦白、失踪、逃跑、被杀或逃回的达90%。（参见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由此可见，审干运动尽管发生了扩大化，但不应一概否定。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偏差的出现，尤其是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和纠正，使之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负面影响揪住不放。关于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曾经总结说：“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这个分析是全面和客观的。
〔作者卢毅，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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