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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巴山游击队” 为何没开赴延安

2010-12-21 0:00:00 来源:原创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简要内容:游击队经过红庙塘、石人山、魁星楼等战斗,至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1939年冬,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带领4个团7000多人再次围剿。

      红军主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曾留下一支革命队伍一直坚持战斗在川陕边的大巴山地区,并建立了以南江桃园为中心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这支队伍人们习惯上称“巴山游击队”。游击队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顽强斗争,直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这段历史,知道的人并不太多。

      ●刘子才与“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的组建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不得不撤离曾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即将撤离根据地前的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等一起讨论组建“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组建之初,游击队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由刘子才(又名刘涛,安徽六安人,生于1912年)任游击队司令。

  1935年3月,陕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西渡嘉陵江前,又将4军12师36团特务连留在桃园,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抽调南江、英安(今旺苍县境内)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把“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扩编成一个“独立师”,师长为刘子才。继又将陕南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全师3营9连共约1000人。组建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

      ●到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巴山游击队”最初以红31军名义开展游击战争,在南郑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

  游击队经过红庙塘、石人山、魁星楼等战斗,至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1936年1月,“独立师”师部移驻喜神坝乱草池。3月,在敌38军围攻时,师长刘子才思想麻痹,指挥失误,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部队再遭重创。部队到达三道河(现宁强县境内)时执行错误政策,造成原31军政治部特务连脱离主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被国民党保安队瓦解。在此期间,游击队经历了芦坝、塘口、纸坊坝、石笋塘等战斗,主力到达桃园时,仅余下260人左右。这是游击队第一次惨败。

  5月下旬,敌38军驻红庙塘部队联合喜神坝民团,向游击队发起疯狂围剿。部队长期处于无根据地流动作战,战斗减员和自然减员十分严重。至6月底,游击队经历了黄豆坝、寨子山、黎坪等战斗,部队在桃园焦家河会合时,仅存65人,被迫隐藏深山,驻大河河畔一石窟中。这是游击队自组建以来的第二次惨败。

      ●大河石窟会议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赵明恩被选举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

  1936年6月,游击队在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批判了游击队领导刘子才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撤销其领导职务,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制定了“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改“独立师”为游击营,选举赵明恩为营长。游击营下辖一个独立连和两个队(两个班),营部移驻南江桃园寺。由此,赵明恩(四川达州市人)正式成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大河石窟会议,健全了组织,整编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统战工作,游击队又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时期。

  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还特别进行了“耐寒”训练,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高寒山区,一年四季不盖被子。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3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在这期间,游击队经历了寨子山、坨坨岩、罗家垭、石院墙等大小无数次战斗,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建立了以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包括整个桃园)为中心的纵横约1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北达汉中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南至南江北部,纵横约300平方公里。

  ●在经历了艰苦的反“清剿”、“围剿”战斗之后,游击队惨遭失败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军新编9师师长杨晒轩为“巴山清剿总指挥”,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铁壁合围”。游击队利用气候严寒和林密山高,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冬,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带领4个团7000多人再次围剿。敌人采取了“空山”毒计,强迫山中的群众全部撤离,大肆杀害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与消息来源,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同时进行“政治说招”,动摇游击队员军心。游击队由于有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夜袭哨兵、后勤班,摧毁敌人后勤补给,使敌人“空山”围剿失败。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1940年1月27日,副营长管业元叛变,游击队情势更加危急。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仅剩下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大部分壮烈牺牲,刘子才被捕。4月,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6月,刘子才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

  ●游击队为何没能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当初成立时首长的“留守苏区”指示精神不符,提出若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党中央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不幸,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1940年春末,党中央尚不知游击队已失败,派杨桂林到南江联系,杨到巴中即被捕。其间,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在时刻想念党中央,曾多次给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写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就这样,游击队最终没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惨遭失败。五年里,游击队员风餐露宿,克服了食不果腹、衣不敷体等生活方面的困难,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游击队员们闪耀着革命光辉的斗争历程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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