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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历史迷团:当年江青是怎样混进延安的?

2010-11-5 0:00:00 来源:原创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她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联蒋抗日,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了消除内战,全面抗日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着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文章摘自《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特别经历》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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