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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知青为少吃苦嫁到陕北做农民

2010-4-26 0:00:00 来源:凤凰网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核心提示:在当年云南知青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橡胶林里,一个女知青气鼓鼓地跑来,把一张纸条塞到一个男知青手里。众人起哄去抢,那个男知青只好承认是写给人家的情书,被退回了。大家打开一看,都傻了眼,那上面赫然写着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条:“要互通情报。”第三条呢,“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这么一张只可意会的情书要表达的意思却是尽在其中,就算被人上交也没有谁敢定他有罪。真可谓是活学活用了。也许,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人们总会找到在那个年代的情感表达方式。

      李桂平:这个就是我们的窑洞。我们原来四个人住的这个窑洞。

      记者:四个女知青?

      李桂平:四个女知青就住这个窑洞,点着煤油灯。

      李桂平:这就是炕,也都塌了。这是灶火。

      李桂平:能烧饭。

      李桂平:能把炕烧热了,烟囱就从这出去。

      记者:这是你们当年知青点是吗?

      李桂平:哎对对

      记者:现在另外那三个女知青呢?

      李桂平:人家都回北京了。

      记者:哪个是你啊?

      李桂平:这个。

      解说:1968年,北京六十中16岁的女生李桂平,人长得标致,性格又要强。

      李桂平:记着呢,记着呢,永远记着呢。那是69年2月7号,我永远记住这一天,我走的时候我爸爸哭了,我爸爸说孩子到那好好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只好说,嗯。

      许明:我串联串的是天津、上海、厦门。

      记者:当时觉得外面世界好吗?

      许明:可好了。就觉得外面世界可好了,那会又不上农村串联,就觉得外面世界可好了,就可愿意走了,那会儿我们家生活条件不好,我就愿意走,我妈不让我转户口,我偷着把户口拿走了给转了。

      解说:和李桂平一样,至今留在延安的许明,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和一个当地青年好上了。

      许明:那会我为什么没在任家坮那儿找一个北京学生,去了50个呢,我就想找北京学生出不了那个沟嘛,那么深的沟呢。你要找一个北京的,你们俩人都没有亲戚、朋友,出不来那沟嘛。

      李桂平:人家延安的一个人叫李润芝的,现在还活着这个人,给我们作报告。到我们学校作报告,说延安怎么好怎么好,那时候也小也不懂,延安多少柿子树,多少枣树,黑枣树,多少羊,多少豆子,毛主席枣园怎么好怎么好。当时我就心飞到延安一样,就是毛主席在延安那个课文我学过,咱们能到这来看一看,那多幸福啊。我就高兴的我就织一个围脖,七天把一个围脖编好了,我就上延安来了。

      李桂平:就火车站播音员说了一句话,说的人都哭了,再见了亲人,再见了我们走了,就这么一句话,说送亲人的朋友你们往后站,当时我谁也没看见,我就看见我姐姐晕倒了,我姐姐哭了,火车就开了。

      许明:后来去了以后,我们到了宜君,到了宜君,那年正好下大雪,下了一尺多深的雪,我们就拄着根棍儿,那时候穿的都是板鞋就是塑料底的,滑得一个跟头一个跟头,90公里,我们楞走到那个村里面,老乡接我们去了,不通车嘛。

      李桂平:路都是窄路,能过一个汽车,它都是山路盘山,这个山盘下去,完那个山再上去再盘下去这么着走的路。看那大山涧就深着呢,眼看车翻下去了,害怕啊,人都搂在一块,害怕了你知道,就是拐弯都搂着。

      农民扭着秧歌,也不是扭秧歌,打腰鼓欢迎你来了,一蹦三尺高就把你拉走了,带上走了。

      许明:去了到那以后,我们带那些面包、馒头,给狗吃、给猫吃给驴吃,待会儿自己没得吃了,吃糜子馍可黑了,真的都能打死人,又硬又黑。

      住在山顶子上面,连水也没有,哟我们喝的水,是下雨下雪化的水,挖的窖,一年四季吃那里面的水,鱼虫可长了。往缸里面倒水的时候,都拿箩过嘛。

      有一天我去担水去了,担快到山顶上了,在沟里面,爬那么一架大山呢担上水,我们那时候十几岁能担动吗?又没担过。好不容易晃悠,快到了山顶上,正好有一个斜坡,我说歇歇,一放,刚往下一放,那个桶咕噜咕噜滚下去了。坐那使劲儿地哭,哭得嗓子都哑了,气得我,好不容易担上来了,桶又轱辘下去了。

      潘绥铭:百分之很少的比例,尤其是女青年,她们跟当地人结婚了。太苦没办法,太苦。所以你跟当地人一结婚,你就变当地人了。干活也没有那么重,不受纪律束缚等等,是有一些眼前的好处。

      记者:当时女知青和男知青分开住吗?

      李桂平:分开的,我们四个在那,还有在后边住的。

      李桂平:我们种地,就那个山卯子山上,在底下也种的。底下都种在那。一般担粪什么都往那山上,就那边山上。

      解说:身单力薄的李桂平实在需要有人依靠,房东家的后生很朴实,不时地帮她一把。

      李桂平:他们家吃的玉米面,我们吃荞面卷,我不吃荞面,把荞面卷给他换着吃了。

      记者:给谁换?

      李桂平:就给他换,我说你吃荞面,我不吃荞面,我吃你们家玉米面。就这样。

      记者:他答应给你换?

      李桂平:嗯。

      丈夫:哎,你想那时候也比较可怜,就是说拿玉米面做下什么了,起码有点儿,面做下就拿油炸一点辣椒什么的,就过来拿着拌着吃,就这么个。那时候本身可可怜了,哪里像现在这么个条件。

      李桂平:干活什么的,好比劳动我不行,他就帮我担着,担粪什么的。就那样慢慢慢慢产生的。

      丈夫:本身农村人都落后,就她们过来时候穿戴虽然说比现在是不行,比这儿当地人从卫生各个方面比这儿的人要好一些,就是这么个。

      记者:怎么喜欢上的大姐呢?

      丈夫:也说不上来。

      记者:当时你喜欢她吗?

      丈夫:哦。

      解说:我们来到黄陵县城,夜晚的树影下有一位老知青如约等在那里,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脚上那双圆口白边儿的北京布鞋。他在这儿的家居然还是一排大窑洞,因为他当年娶的是一个农家女娃。

      这个。这是谁啊,我老婆。

      这在你家,就在门口。

      这是另外一对夫妇,嗯。

      记者:当时搞对象不好啊?不是个好事?

      陈志:那是,不是件好事。你以为是好事呢。谁搞对象谁是流氓,你以为像现在随便搞对象。

      解说:知青们一到延安的时候,从北京来的干部就专门在大会上宣布了两条纪律:一是不许谈恋爱,二是不许唱陕北小调。后来中央出台26号文件,定性了"破坏知青政策罪",依照这个精神,在全国各地,处理了不少涉及知青两性关系的案例。

      许明:我们在富县的时候,那个女的叫牛蕊,村长姓黄,给枪毙了嘛。

      潘绥铭:强奸知青可是重罪,要判死刑的,所以你女知青说你被强奸了,那当地政府一定要追踪谁强奸了你,又要把那家伙枪毙的。

      李桂平:那个生产队的,就是在童家沟那,这个人已经死了,自杀了。

      记者:自杀了?

      李桂平:对。他跟一个北京学生。这个北京学生告他了,他怕这个北京学生告他,他跟这北京学生特别好,后来这个女的好像没告他,他就跑了。再没找着他。

      记者:失踪了?李桂平:失踪了。

      李桂平:到了过年那天晚上,坐在那都洗完头洗完脸过年了。完了以后我在地下站着,王建华洗完头在炕上睡着呢,焦香也在炕上坐着呢,许爱芹也在炕上坐着,就我一个人在地下站着。我就说了一句:平时咱们这阵家里都擀饺子皮了。都过年了。就短咱们一个人。都过年了。这一句话一说,都哭了。都想家都哭了,哭谁也拉不住了,就根本不行了就哭得,都想家了,都想过年了,三十那天晚上就哭了一晚上。

      解说:暑往寒来,又一个春节临近的时候,知青点其他女知青有的调走,有的跑回家过年,空空的窑洞里只剩下李桂平独自一人。

      李桂平:我没回去。69年还是70年我忘了。家庭情况不一样,没法回去,我回去人家正好调查我爸爸隔离。完我二哥回去了,人家在我们家看门,还问我爸爸,你们家人谁回来了。

      李桂平:我那阵都有死的念头,大城市人都走了,我这么一个大城市人,我家条件这么好我留在这。

      解说:就在那个冬天,村里有人传言,房东家的后生趁着夜黑钻进了灶房的窑洞。

      丈夫:那时候的人哪敢像现在这么样,又不敢明目张胆。

      男记者:为什么不敢?

      丈夫:那时候一个知青,你一个农村人,那时候也是破坏知青了,有时候也犯罪了。

      记者:还有这事?

      丈夫:哎,当时那时候也有跟知青判刑的,最少20年。

      李桂平:后来人家半夜不是来查来了,看他一人在家里睡着呢,我在这边睡着呢,我一个人,后来他们没查上,你知道吧。没逮住。

      记者:那您那时候跟她好的时候你心里头怕吗?

      丈夫:我不考虑。

      记者:你不考虑后果吗?

      丈夫:没有。

      男记者:为什么?

      丈夫:也就是听天由命吧。

      陈志:我们那会儿搞对象,可不像现在似的,一搞就住在一块了,没那事。想是想,为啥不敢干?怕怀孕,怀孕你咋办啊,脸往哪搁啊。

      李桂平:真的不懂。这是实话。最后我问他妈了,我跟他妈说了。我跟她说还流血呢怎么了?我就问她,她妈说的,都是一样的,女人都这样。我就想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这一生就完了。

      陈志:人家知道你是破过,找对象除非找二婚才行,找正婚没人要。那就是逮捕不逮捕,就在于女的一句话。这个女的要是说他是强奸,那马上就把他逮捕。这女的说她愿意,这才叫他们结婚的。要不然闹得没法收场。

      解说:那时凡是有了两性关系的,女的就跟定了男的。一旦要吹,男的几乎是流氓,而女的也注定低人一等。摆在李桂平面前的只有两条相反的路,要么告发房东后生,要么认下这门亲事。

      李桂平:那时候都说他胆子大了,实际上他胆不大,都说他胆大了,敢找我来了,都这么说。到乡政府办手续的时候,人家都问我,说自愿的还是怎么的?我说自愿的,我愿意的。说你愿意这是,你按手印,我按手印。不愿意就拾掇他了,北京学生人家不愿意,你要跟人家好,你什么意思,你起什么目的啊。

      记者:你希望跟她结婚吧?

      丈夫:是。

      记者:特想?

      丈夫:是。所以也就结了,也就没事了。

      记者:你怎么通知你娘家人?

      李桂平:我跟我妈说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完了,我就在这结婚了,我也不准备回去了。

      解说:此时,黄陵县的北京知青陈志正抱着坏出名,就能出去的鬼主意,恰好就有一个村里的姑娘看上了他。

      陈志:那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思想,那会儿北京知青也有分配的,谁他妈在这坏得出了名了,影响不好了,他就给谁分配,就好像打发送瘟神似的,给送走了。我就抱着这目的跟她搞的对象。

      陈志:我说你是不是要跟我搞对象?她不言语,她不说话。我说北京学生在这影响多不好,又坏,流氓,偷鸡摸狗。我问她了,她说那都是人嘛,那你北京学生是人,你也不是老虎还吃人啊。

      解说:果然不出所料,蹲点的北京干部拿着26号文件找上门来了。闺女家的父母也不同意女儿找个北京知青。

      陈志:在路上碰着,明明知道是,都不说话,都不看见走了。没说过话。

      记者:那她是什么态度,她家不同意?

      陈志:她愿意啊。

      记者:她怎么跟你说的?

      陈志:她死活要跟我。要不然这事,还能成吗?就在这呢。她死活要跟我。

      记者:那后来呢?

      陈志:后来慢慢的一看确实是好人。心眼儿好,就上了感情了。

      许明:见面是一个七月,拉压面机是一个七月,再结婚是一个七月。我们七月结的婚。其实也没见几面。

      解说:许明和她的丈夫婚前用三年见了三次面,这三次的结果却是带来跳跃性的进展。事情要从那年夏天,她第一次回北京探亲的路上说起。

      许明:那会儿可天真的,那会儿就觉得两站可近了,其实还好几百里地呢也,从洛川到铜川,可远了。我就以为是公共汽车似的,我是走呀。提个提包,背着一个黄挎包,那会儿插队的时候那个黄挎包,我就走,出了那个洛川那个城里边,也没有人,反正也不嫌害臊,使劲儿哭。一边走一边哭,使劲儿哭。

      解说:就在这个时候,一辆经过的大货车停在了跟前,司机探出头,是个很热情的本地青年。

      许明:他说来上来上来,后来我就上去了,我还是挺自觉的,我还往那车厢那儿爬呢,他说来下来坐。

      他就说的多大了?他那会儿也就是,也30了也。下中农,说他当兵什么什么的。说了后来我一听哎呦,还没结婚哪,心里边好像就那意思。那会儿司机可吃得开了,给个县长都不换。

      解说:自从一年前路上偶遇搭车之后,大个子的北京姑娘许明,又去找了那位姓范的开卡车的司机。

      许明:到第二年七月份,这不是七月吗,第二年七月正好(任家坮)有那个压面机器,我就去拉活了,完了我就上队上找他去了。

      解说:可是不巧,范师傅出车在外,直等到晚上才回来。为了保证第二天一早就去拉压面机,范师傅让许明当晚就住旅社,他自己在车里将就一夜。推让一番之后,范师傅还是去了车上。

      许明:到了晚上他又敲门,我说谁,他说是他。

      后来完了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他说他车那边睡不成。

      后来他就在这个床上,我在这边这个床上,中间隔一个夯子。完了就睡了,我说你别脱衣服你就这么靠在被子上睡,嗵嗵嗵把那衣服也脱了,就穿着个短裤、背心,钻在被窝里睡了,反正我就不敢睡心跳得咚咚咚,咚咚咚,那会儿可紧张了,反正这个男女关系国家管得可严了。

      迷迷糊糊刚睡着,他又叫我,他说许明,许明。咱们说说明天怎么走啊。我就怕人家听见说一男一女说话,我说那你过来咱们悄悄地说,我那意思就是说让他把头调过来,不是离得这夯夯近一点,悄悄地说,怕人家外边听见。他以为说我让他过来呢,嗵隆一下就跑过来了。

      解说:人在他乡,时间长了,知青们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在黄陵的陈志如愿以偿,等来了招工。可是他这边一走,姑娘的父母就忙着给闺女介绍起对象来。

      陈志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她爸问她,说给你介绍一个你不愿意,介绍一个你不愿意,你连面都不见,说你是不还想着那个北京学生呢?她就给了一句,那你不同意嘛,你不同意。最后我老丈人说那你给他写信,你说我同意。

      解说:1975年年底,陈志把他的对象带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家里办了喜事。

      陈志:我父亲背后问我了,说你们俩以前是不是发生过关系?我说没有,我说回来刚住在一块儿。把我父亲气的,我父亲说我要知道这事,我死活不叫你成。

      解说:大概那个年代的婚姻,大都遇到过类似的一幕。

      许明:那会儿就不懂,就以为说在一块儿一睡就有孩子,我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人说的害口,害口就是你知道那害口就是说想吃这,想吃那,我那意思就是说害口就嘴烂了,我说嘴烂了谁看不见呀,我就天天哭,后来我们那个管理员就说你一天哭什么呀?我就跟她说了,她说你就把他粘住。

      许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完了以后吃饭,就是农村人,第一天吃饸饹,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饸饹,到中午还是饸饹,到晚上做稀的,第二天再吃饸饹吃三天。

      记者:这就是当年你们的新房吗?

      丈夫:是。

      记者:当初结婚新房怎么布置的?

      李桂平:就这么个,布置也没布置,什么也没弄。结婚了,农村人还。

      记者:没布置?

      李桂平:没有。

      记者:置没置新衣服啊?

      李桂平:没有。

      李桂平:就在窑洞里铺上两块褥子,铺上被子,还是我拿来的被子,从北京拿来的。什么都没有。连唱歌的,连笑声都没有。

      解说:到70年代末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知青们似乎拼尽全力要赶上这命运的末班车,争先恐后向着久违的北京奔逃。结果有不惜离婚的,有放下孩子走的。直到今天,还有长大成人的子女不知道他的父母现在何方。而那些留下来的,对婚姻的感受各有不同,常常难以说清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记者:家庭照为什么不留下做个纪念呢?

      许明:没留。

      记者:不留?

      许明:嗯。那会病了照得相可难看,我也没留。

      许明:有时候七八天,有时候四五天回来一回。就是白天没在家待过,一直跑车。完了以后,他是91年得了脑血栓。就是命,命不好。唉。

      陈志:我学徒三年,第一年20块、第二年22、第三年25。就剩7块钱,我还要攒起来,攒上两三个月,给她买一件衣服。我上西安。那个时候就是条绒的,的确良那个时候,那她肯定高兴。那时候农村一年才挣三四十块钱。

      男记者:那说明你很爱她了?

      陈志:爱不爱,反正就一个老婆,我也没找第二个是不是。

      记者:那你娶了北京的知青的媳妇,村里人怎么看啊?

      丈夫:要说这儿,我们这儿也没什么,有时候说这小子还可以。

      李桂平:75年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叫我走,不让我回来,我就走了。就是最后一面就走了。我一个人走了,坐到火车站,我一个人把孩子抱到火车站。等我哥哥他们追来的时候,我已经上了火车了。我再没回去。

      陈晓楠:那阵子,陕北流传过这样一段顺口溜:香烟好不好大前门,媳妇好不好北京人。当时的大前门烟算是很够档次了。据有人做的统计,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有28000多人,不知是否有意安排,这正好与当年长征到陕北会师的红军数字大致相当。而知青返城以后,绝大部分陆续回到北京,最后留下来没走的是298人,又恰好与当时留在延安的老红军数字基本吻合。这留下来的298人,或是因为感情,或是因为婚姻,他们把自己留在了那里,也把不一样的故事留给了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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