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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梁实秋想去延安为何遭严词拒绝?

2010-3-24 0:00:0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核心提示:按照预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梁实秋等接到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云:“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接到电文后,梁实秋感到很是困惑,“我不知道延安为什么欢迎青年党的左舜生(按:反共立场)不欢迎余家菊。中国军队在黄泛区抗敌至于我,在参政会和共产党参议员发生激辩的事是有的,至于‘拥汪主和’则真不知从何谈起”。为此,梁实秋感到悻悻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

      本文摘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乱世浮生》 作者:帅彦 出版社:中华书局

      争论和恩怨

      提起梁实秋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的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争论的是是非非,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其实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有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自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梁实秋出生、成长于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北京,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较深,对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梁实秋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后又赴美国留学,但是在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余光中曾评价梁实秋说:“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此论甚为恰当。然而,命运弄人,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恰似一片飘落的孤叶。如果说梁实秋一生有遗憾的话,那么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该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憾恨了。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于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一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面对江山易帜,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的内心无疑非常沉痛,亡国之恨如刀刻般留在他心头。“国破山河在”,北京的土地依旧那般炽热,故宫还是那样辉煌,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属于中国。于是时,梁实秋内心的情绪又岂是屈辱或悲愤等词语所能表达的,在强烈的情感面前,语言是贫乏的,更是无力的。北京沦陷之日,梁实秋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北京沦陷之后,梁实秋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难题就是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亦难,留亦难。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又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梁实秋最终还是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为抗战效力。梁实秋后来百感交集地回忆说:“烽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离家前夕,梁实秋匆忙告别父母,简单交代了一下家事,念及前途渺茫,梁实秋还立下了一份遗嘱。对于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以及此后自己的打算,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我们(梁实秋、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平津火车开通后,梁实秋和叶公超等友人乘第一班火车逃离北平前往天津。战乱中临别,内心自是悲苦异常,但梁夫人程季淑却强忍悲伤,在自己丈夫离家之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态,她把梁实秋送到家门口,互道珍重。此时离别,却类永诀。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茜曾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的角度回忆这次生离死别的情形,别有一番意味:“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意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到达天津后,梁实秋寓居在时任《益世报》总编辑的清华同学罗隆基家中。两人时刻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梁实秋日后回忆两个“书呆子”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说:“努生(按即罗隆基)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而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战争形势严峻,两个“书呆子”面对“图战”,唯有相与扼腕,低首叹息。

      寓居天津不久,外面传来消息,《益世报》经理在赴意大利租界途中被日军捕杀。梁实秋等意识到天津也极其危险,不可久留,于是决定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数以千计从青岛徒步而来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梁实秋从前的一位女学生。两人之间的一番对话很生动地描绘出了梁实秋此时的心理状态:“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虽然这只不过是一段非常小的插曲,但梁实秋却记忆深刻,历久弥新。这充分表明,这一段对话对梁实秋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此时梁实秋的心理活动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句“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其中包含了多少心酸和无奈啊!念及家中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子女和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恐怕梁实秋心头也在暗自垂泪。梁实秋抛妻别雏的痛苦,我们从他后来的一段话中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六年分别,相见之下惊喜不可名状。……然而我们究竟团圆了。‘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凭了这六年的苦难,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我们受了千辛万苦,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日后遇有机会我们常以此劝告我们的朋友。”但令人遗憾的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的梁实秋却又在他的后半生与他的一双儿女分离,海峡两岸,音讯全绝。每念及此,梁实秋怕也要感叹造化弄人吧!

      辗转抵达南京之后,情况并不像梁实秋所预期的那样乐观,战争中的南京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混乱,梁实秋回忆说:“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混乱中,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和罗隆基都油然产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在南京周旋了两天,终于有了结果。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要他“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教育部还发给他二百元钱的旅费和“岳阳丸”头等船票一张。在船上梁实秋邂逅叶公超、张彭春等人,他在船上看到的景象是“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面对此情此景,梁实秋的“精神陷入极度痛苦”。虽然梁实秋坐的是头等舱,船上每日“开出三餐大菜”,但他却难以下咽,因为“国难日殷,再看着船上满坑满谷的难民,如何能够下咽”。此时梁实秋的痛苦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有国破之痛,也有报国无门之慨。三天后,“岳阳丸”到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自然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与抗战无关论”

      抗战爆发以后,梁实秋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因为这个身份,1938年夏,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抵达重庆后不久,当时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朋友程沧波邀请梁实秋为报纸办一个副刊。对于程的邀请,梁实秋欣然接受。至于接受的原因梁实秋后来解释说:“除了开会无所事事”,“我非党员(国民党),肯以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文一出,文坛反应强烈,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很明显,罗文无视梁实秋所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而突出其“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的观点,至于文章对梁实秋个人生活的揶揄则难免有些意气用事。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梁实秋不想再就这些问题作情绪上的无益争论,但事情并没有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从左派文人对梁实秋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情绪色彩和意气用事的意味。而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梁实秋一个“编者的话”会引起左翼文人如此大的愤慨?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原来如此!至于说到宿怨和情绪,其实梁实秋那篇引起争议的《编者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的心平气和。在《编者的话》中梁实秋有一段话:“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其中文坛、大将、盟主、名家云云,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他的那个不同意见,更是隐藏着对以前左翼文坛强调文学要密切联系时代,联系政治的理论主张和标语口号式创作倾向的批评和否定。上述的这段话,在左翼作家们看来,梁实秋当然是别有怀抱,自然也就难免对他展开批判和攻击。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相信此时将要离开《平明》副刊的梁实秋是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的。

      “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

      梁实秋在重庆时,教科书编委会的同事李清悚曾写诗一首为梁贺寿,诗中有云“奉使长安问斗鼠,再生新月照函崤。归来十万平边策,莫使先生卧峡坳”。诗中“奉使长安”、“平边策”等赞语,叙述的其实是梁实秋作为参议员的一次劳军行。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梁实秋被推选为参政员,连续四届,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1940年1月,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求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接到通知后,梁实秋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参加。对于参加的原因,梁实秋回忆说:“我自抗战以来,只身南下,辗转入川,所谓共赴国难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蛰居后方徒耗食粮,真正的是无补时艰,如今有机会到华北前线巡视一遭,至少可以看看华北一带军民的实际情况,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所以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指派。”

      梁实秋一行的首站是西安。时驻西安的是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一战区名为前线战区,其实并未与日军直接作战。胡宗南拥兵数十万,装备精良,但其军事部署却是针对陕北边区。对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冲突,梁实秋也时有耳闻,因而,梁实秋似乎对胡宗南的印象不是很佳,对于胡部消极抗战的态度,梁实秋也颇有微辞,他当时就曾撰文说:“听说胡的部队是中央军队最精锐的一部分,装备也特别精良,我们很想能瞻仰他的风采。我从他的左右及部下的口里听说,胡将军很有办法,‘只要中央令下,几日内即可收复陕北’,对于这样的豪语,我们自然只有钦佩。”联系梁实秋历来的文风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其中所谓“瞻仰”、“豪语”、“钦佩”等词语无疑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梁实秋向为温柔敦厚之人,为文亦不辛辣偏激,对不平事皆只点到为止。此处对胡宗南的评价他也语焉不详,但孔子之春秋笔法他却用的是入木三分。

      按照预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就梁实秋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预定的延安之行。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视为不堪一击的一个窟穴,也有人视为‘圣地’,更有些多事的外国记者为之渲染……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梁实秋等接到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云:“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接到电文后,梁实秋感到很是困惑,“我不知道延安为什么欢迎青年党的左舜生(按:反共立场)不欢迎余家菊。中国军队在黄泛区抗敌至于我,在参政会和共产党参议员发生激辩的事是有的,至于‘拥汪主和’则真不知从何谈起”。为此,梁实秋感到悻悻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接到重庆的指示之后,梁实秋一行决定放弃延安之行,对此梁实秋回忆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能亲眼看看那一边的实在情况。”又说:“我因此而没有去瞻仰延安的机会,当时倒是觉得很可惜的。”

      曾有一位朋友写诗赠梁实秋,诗中有句云:“黑头参政曾书策,为问苍生苏息无?”诚如斯言,梁实秋此次前方之行,深入民间,真正体验到了民间疾苦。梁实秋一再感慨“军民疾苦,惨不忍言”。离开西安,在黄河渡口茅津渡,梁实秋深切地领略到了奇特的北国风光:横垣眼前的黄河,有如一条巨龙,汹涌澎湃,黄沙弥漫,惊涛拍岸,其声凄厉。而涌上梁实秋心头的除了一种神圣的悲剧感之外,还有的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挂念。深入民间,梁实秋看到的是在黄河决堤之后(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决黄河之水以抗日军)民不聊生,广大民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状,他感慨地说:“(决堤黄河)在战略上讲,这是绝对正确的措施。在执行的时候,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期减少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安抚流亡,那是另一问题。”而在黄河渡口,给梁实秋印象最深的是黄河古道上零落的伤兵,张自忠像“最令人难忘的景象是匍匐在黄土道上的零零落落的伤兵……伤兵脸上的颜色是白蜡一样,胳膊腿细得像直棍,衣裳当然是又脏又破。这些伤兵显然没有受到照顾,实在令人惊讶”。

      此次前方之行,给梁实秋印象最佳的是张自忠将军。因梁实秋一行是以参政会的名义到前线劳军,所到之处皆盛情款待,有时则近于奢华。对于此种高规格的接待,书生气十足的梁实秋并不以此为乐,眼见的种种不平事让他心中愀然。对此,梁实秋曾感慨万千地说:“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者实不可多见。”此次劳军行,由张自忠将军出面在司令部招待梁实秋一行的一席“简单而殷勤”的餐会,让梁实秋“永不能忘”。事后,梁实秋回忆说:“四碗菜一个火锅,或以青菜为主,或以豆腐为主,其中亦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尤其豪华的是每人加一枚生鸡蛋放在火锅里煮。”对这种简单的招待,梁实秋的感觉是“我们吃的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这是我们出发以来所受到的最真诚最朴素的招待”。而且,梁实秋还补充说:“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得的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梁实秋一行六人自重庆出发,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先后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行程漫长而艰苦。对此次前方之行,梁实秋感慨万端:“回到重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至于将来抗战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没有人不抱隐忧的。”

      “雅舍”风采

      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最后定居于重庆北碚。在北碚定居后,梁实秋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为“雅舍”。“雅舍”并不见得是如何的雅致,而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由于房子没有门牌号码,为便于和外界邮递方便,便有必要为住所取名,梁实秋在和大家协商时建议用龚业雅的名字,叫“雅舍”,当然其中也暗含了“往来无白丁”的“高雅”之意。

      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张道藩之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谈起编教科书这一工作,梁实秋是有些感到骄傲的,“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本着这种信念,此后,梁实秋一直默默地从事着这类工作。他不求闻达,不慕虚荣,但求能为抗战尽上一份力量。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梁实秋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但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梁实秋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经领了一份津贴。而在当时,梁实秋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以至于梁夫人和孩子们来到重庆与他团聚之后,梁实秋一家的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现在五口之家,子女就学,即感拮据”。为了贴补家用,梁夫人程季淑不得不先后到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任福利所干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具组服装管理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梁实秋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编译馆的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而对那些在后方长袖善舞之辈,梁实秋也没有太多好感。梁实秋有一位同学,历据要津,战时寓居香港,他曾扬言于众:“你们在后方受难,何苦来哉?一旦胜利来临,奉命接受失土坐享其成的是我们,不是你们。”梁实秋闻之勃然变色,并“不寒而栗”。说起梁实秋在编译馆的生活,有一件趣事则不得不提。1944年,有一次北碚组织募捐劳军晚会,同为老北京的老舍和梁实秋合作登台说相声。梁实秋很欣赏老舍的相声表演技巧,老舍教他的相声要领,默诵不忘。但梁实秋提出一个条件,在用折扇敲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老舍勉强同意。老舍和梁实秋连演两晚,头晚由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天晚上对调。他二人一胖一瘦,往台上一站,虎着脸,泥塑菩萨一般,三分钟不开腔,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两人越说越来劲,老舍激动忘形,高举折扇向梁实秋头上打去,梁实秋一看不得了,“哎呀”一声,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在梁实秋的眼镜上,梁实秋本能地两手一捧,恰好接住了下落的眼镜,台下掌声雷动,不住喝彩:“是一手绝活!”“再来一次!”谁也不知道,这“绝招”只是他们的一时失手而已。

      如果我们单只读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我们便会误以为梁实秋在此时的生活是如何的闲适和惬意,直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致,好一派诗酒田园之境,好像是“俯仰之间亦足以快意平生”。然而事实上,战时乡居生活绝不会是如此诗情画意。且不论梁实秋须跟后方的所有人一样要随时随地“跑警报”,感受生命的威胁,亲身经历“五四大轰炸”的惨剧,见证好友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孙寒冰的惨死,单只抗战时期重庆物质生活的匮乏,就让他深受其苦。梁实秋曾回忆此段生活说:“讲到抗战时期的生活,除了贪官奸商之外,没有不贫苦的,尤以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为然。”

      梁实秋曾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他的日常生活状况: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每次看到大家领米(战时物质匮乏,重要物质实行配给制,须自己领取),有持洗脸盆的,有拿铁桶的,有用枕头套的,分别负米而去,景象非常热闹。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尔。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

      人本非纯粹肉食动物,我们家贫市远,桌上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景超所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肉丝炒干丝。孩子们在菜里挑肉丝拣肉屑,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要想穿破一套西服,不是容易事。西服破,先从裤子的后部破起。我常看到有人穿着一身西装,从后面望去,裤子后面有一块大圆补丁,用机器密密缝缀,一圈圈一圈圈的像是箭靶。

      抗战期间,川中无高级纸烟供应,英美洋烟难得一见,有办法的人方能以三五、炮台、加立克或毛利斯享客,而且顾盼自豪。自制纸烟,双喜牌已是上品,中下人士常吸一种以爱神邱比得为招牌的纸烟,烟粗纸劣,吸食时常噗噗的爆出火花,有人戏称之为“狗屁牌”,盖邱比得一音之转。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梁实秋却能安然于战时的清苦,能从这种清苦的生活中升腾出诗意,能超然于雅舍的月夜风光、雨天美景。因而我们在梁实秋于抗战时期创作的《雅舍小品》中看不到他对时事艰难的喟叹,感受不到战火纷飞的时代气息,听不到万千民众生离死难的呻吟。他只是从一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说古道今,谈人论物。作品题材大都取自平凡的日常人生,男人、女人、稚童、客人与狗,无所不谈;住房、理发、送行、下棋,无所不写。从这些雅舍小品的创作中,我们能够大致领略到梁实秋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雅通脱的襟怀和超脱式的恬淡宁静。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在《雅舍小品》中,梁实秋尽量用主观感情的温暖化解和消溶物质生活的清寒乃至困难,但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还是沉甸甸地隐现于字里行间。梁实秋在写到蚊虫猖獗时说:“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正因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具有人生似寄的飘泊感,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面对屋顶灰泥崩裂,泥水下注,满室狼藉的情景时,何以直言“惶悚不安”;也就顿悟了他即使欣赏幽美的月色,何以仍然感到“潜在的凄凉逼近自己的灵魂”。从这些含蓄的表现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梁实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所具有的遭逢乱世而颠沛流离的凄然不安的心绪。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梁实秋有何表现,有何心理?对此,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梁实秋语焉不详,他只是淡淡地记下了一笔:“我们听到了遥远的爆竹声、鼎沸的欢呼声。”此句表面平淡,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内容啊!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一段话:“胡琴拉过来,拉过去,咿咿呀呀,说不完苍凉的故事。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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