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华，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3年的延安，已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而仅仅数年之后，这里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1943年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忧心忡忡的一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5年、8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在1950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此时已改名徐复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很多人都说，抗战时候的延安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还有山顶上的古塔，这些象征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地理剪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画面。
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陕北偏僻山沟里一个粗糙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一些急奔而来的城市青年，在兴奋激动间还听见了打铁铺传来的叮叮当当声，和骡马粗糙枯哑的嘶鸣声。
但细心的人能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另一个中国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原来较为简单的党内机构和政府组织建制，在这时日渐成熟。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十余个部，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尽管边区政府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但其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1/3的席位，剩下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据此前后来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称，“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各级参议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1943年，出任边区政府主席和参议会主席的，是中共元老林伯渠和谢觉哉。
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起参加。
减租减息由此得以展开。所有被评估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等层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埋头垦种。
1943年，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工作人员的家属，正投入在紧张的“大生产运动”中。当时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每天十之八九是生产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记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汇充满动感。有材料说，“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一带的衣料全由外面供给。自从提倡妇纺后，民间手纺车已达12万架。这个生产运动帮助边区政权克服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的农作物歉收后的危机。
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旧时农村分散的劳工互助形式成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634个集体性的经济组织，管理生产、消费、运输、农贷、婚丧贷款和代收税金，无所不包。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入股。
于是，无论是美国观察团还是战地记者们，都直接从外表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差别: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战士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方面，尽管有可夸耀的美国装备，但士兵的生活依然很差，他们的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尽管1943年边区的土地、人口和力量没有扩展，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已经开始发生意义深刻的转折。
“红太阳”升起
这个时候的延安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和组织的整顿。两个重大事件是，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完成了组织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此外，1942年到1944年，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这场在抗日战争的紧张时期进行的思想运动，试图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最终的批评对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如果概括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幺，1943年的延安则多少是下了一场疾风骤雨，尤其是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和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无不经历了一场“审干”的“洗礼”。毛泽东给远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去电报指示道:这件事情搞好了，“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连同自由主义都被延安人从思想上“洗刷干净”了。运动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共产党内的思想组织取得了完全的统一，“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已经得到全党的一致公认。
毋庸置疑的是，1944年6月和7月，也就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后，相继到达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都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43年后:只是个时间问题
1943年5月，毛泽东被告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不再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充满信心，专心致志地实现中共未来的革命目标。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铺大炕，一张木椅、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经济学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住所已经从杨家岭迁往枣园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他知道，对于远在延安的共产党来说，执政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是蒋介石名下的《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的，是《论联合政府》。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大力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作为对应，一首歌曲很快被针锋相对地创作出来，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1945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规模发展到91万人的时候，这一口号被添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