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4日，党中央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号封面。
成仿吾、徐冰译的《共产党宣言》。
何锡麟译、王学文校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
延安时期，张闻天为党的干部理论教育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主办了《解放》、《共产党人》和《中国文化》等三个刊物。
《解放》是中共中央公开发行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起初为周刊，后为不定期刊。张闻天任主编(1941年中央文件上称“负总责”)，是为适应当时“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新形势而创刊的，是张闻天投入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到1941年8月终刊共出版134期，发表他(署名洛甫)的文章24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也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随即由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张闻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937年4月11日撰写)，及后来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1937年9月18日)长篇论文，再次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出发，辩证地阐明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他这个观点多次反复地论述，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与阐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吸收了他的观点。他经常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解放》的选题内容，分配写稿、组稿的任务。把来自各地党的报告选登在上面。有些文稿还请毛泽东审阅，听取意见。1939年《解放》创刊两周年时编者专论表明:“中共中央在本报所公布的文件以及中共中央诸位负责同志在本报所发表的文章，乃是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并特别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著作。1940年《解放》第100期的纪念社论《站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前进岗位上》，最能说明这个刊物之所以有权威的几个特点:一、“能够及时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与方法”；二、“能够正确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与方法”。能够善于批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不彻底性；三、“能够明白认清我们民族人民的敌人在各个时期中危害我们民族人民解放事业的种种阴谋诡计”；四、“秉承着共产党所服膺的科学共产主义(即马、恩、列、斯学说)的正确理论”，除阐明许多实际问题外，还大力阐明许多理论问题:“《解放》以及解放社所出版的书籍，在理论上的贡献，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五、由于《解放》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杂志，所以中共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解放》的工作，特别是“曾经发表了海内外众所仰慕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许多伟大著作”，“不能不使《解放》的篇幅放出了辉煌的光彩”。这几个特点，也就是张闻天的办刊思想。张闻天还力求扩大《解放》的发行面，以扩大党的影响。他曾致电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准备从第12期起由太原翻印；又以“洛(甫)毛(泽东)名义致电南京谈判的秦邦宪、叶剑英，交涉《解放》在全国发行，并在南京、西安翻印的问题”。1939年5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部工作时，张闻天报告说:《解放》的出版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传播了中央主张”，共办了七十余期，发行七十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革命时期的《向导》更广。此外出版书籍七十余种，对全国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毛泽东赞扬说:“洛甫报告很好。”并认为“理论刊物的编印延安是空前的”。
《共产党人》是按照毛泽东《发刊词》的意图办的一个全国性党内刊物。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8月共出了19期。传达了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党的建设的指示、决议39篇；传播了建党工作的经验；特别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宣传；指导了干部教育工作。主任编辑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回忆说:“我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工作人员有陶希晋，后来又有马洪。洛甫是主编，每期稿件编好后，都送他审定。”1941年3月中央文件上也说“由洛甫同志负总责”。张闻天撰写了《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1940年1月26日)、《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1940年5月16日)、《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1940年6月20日)、《党的两种工作方式》(1940年7月27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1940年8月10日)、《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纪念五五学习节》(1941年4月7日)等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该刊发表，其中包括了张闻天写的第一章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文化》是1940年2月15日创刊的。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议延安文化界要与外界多加联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应扩大，由张闻天兼书记，并提议出版《中国文化》，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中国文化》随即在文委书记张闻天领导下由秘书长兼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主编出版。在第1、2期(2月15日、4月15日)上，分别刊出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随后在2月20日的《解放》杂志重刊时改名《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头的第一节“中国向何处去”表明:“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接着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称:“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这个“出版态度”问题，当然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茅盾读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篇讲演后非常钦佩，称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评价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之作”，张闻天文章“也同样起到了奠基作用”。张闻天此文精辟地分析了文化的特点，文化人的特点，以及文化统一战线的特点。这些分析也就是随后他为中央起草的《发展文化运动》和《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两个党内指示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编辑指导方针。《中国文化》兼顾为抗战服务和提高学术水平两方面的任务。该刊对不同观点兼收并蓄，打破各种限制，努力营造一种大胆创作、著述、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如关于殷商、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等，都有不同观点的探讨。张闻天主张:“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上的某种不一致，意见之争，门户之见，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该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争论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不必过早做结论。”《中国文化》出版到1941年8月20日第3卷第2、3期合刊后停刊，共出版15期。
此外，张闻天在延安还组织和领导了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
《解放》周刊从一开始就出版书籍。创刊号上以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句名言，刊出新书广告:“请读《解放》周刊社出版的《列宁丛书》。”其中列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等等。1938年解放社开始有计划地编译其他经典著作，出版“两大丛书、两大选集”:《马恩丛书》、《抗日战争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解放社”成为当时国内外闻名的出版机构，全国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中心。这个出版机构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解放初人民出版社成立之前。张闻天是解放社的开拓者，《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的具体策划与组织者。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曾在《解放》和《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凡关于本党、本军文件、领导人著作和言论以及历史材料、领导人传记，均委托延安解放社和武汉中国出版社印行。张闻天早已是编辑、翻译工作的行家里手，1938年5月他创办延安马列学院时又特设编译部，自兼主任，集中了许多翻译人员，组织和领导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
马列学院编译部，是党在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机构，为解放后建立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提供了样品和经验。当年苏联出版的俄文版《马恩文选》两卷集和《列宁选集》12卷本，一些著作虽已有中译文，但需要校译或重译；大多著作尚未有中译文，需要补译。当时集中的一批专业编译人才，有王学文(马列学院副院长)、王思华、何锡麟、柯柏年、景林、赵飞克、王实味、吴文焘等。张闻天还亲自找了一些兼职人员成仿吾、徐冰、艾思奇、吴亮平、何思敬、曾涌泉、曹订等。张仲实于1940年5月由新疆来到延安，6月间接任了部主任。景林和赵飞克原是留学德国和英国学自然科学的，因工作需要，都来参加马恩著作的编译工作。编译部一成立，张闻天即明确工作目标:前期，集中主要力量编译出版《马恩丛书》十册；后期，编译出版《列宁选集》20卷。任务繁重，他规定每人每天译1000字，每年36万字。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工作已十分繁重了，但为了翻译出版马列著作，耗费了大量心血，对编译部管得很具体很细致；抽调干部个别谈话，了解工作进度和困难，审阅部分译稿等等。每当夜晚他看到编译部还亮着灯光，就从自己住的窑洞越过一个山坳走来看望大家，亲切地问寒问暖，劝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免得影响身体。而他自己却是最后一个离开编译部的。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还和吴亮平一起把他俩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初译的《法兰西内战》重新译校，用吴黎平和刘云的笔名出版。在他亲自组织领导下，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从1938年到1942年陆续由解放社出齐:1938年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193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书名是张闻天亲自确定的)、《马恩通讯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王石巍、柯柏年等译)、《(资本论)提纲》(何锡麟译)、《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1940年出版《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1942年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同时，由中国出版社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出版发行。这些书的编译出版，适应了党中央大量培养干部的迫切需要，引起党内外的强烈反响。
《列宁选集》的翻译出版，也是从1938年开始，根据译稿完成的先后出书。仅1938年就出版了第3、5、7、8、9、10、12、13各卷。这套书数百万言，最后一卷到1947年撤离延安时已排好纸型未及印刷，坚壁在瓦窑堡附近，但却被蒋胡军破坏了。其次是《斯大林选集》，共五卷，1939年出齐。
《抗日战争丛书》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郭化若编校，以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名义编的丛书，包括《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毛泽东、陈昌浩、刘亚楼、肖劲光、郭化若集体写作)、《论持久战》(毛泽东著)、《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罗瑞卿著)等，1938年出版。
据《解放》杂志1940年2月称，解放社已出书八十多种。到同年11月《新中华报》上《三年来的新华书店》一文称，自1937年起三年多已发行解放社版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在张闻天的倡导下，1938年9月由解放社出版、1940年6月增订再版了延安社会科学研究会杨松等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1939年2-4月出版陈昌浩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卷一、卷二)，1939年10月出版艾思奇、吴黎平编著的《唯物史观》(在国统区出版时改名《科学历史观教程》)，1940年出版吴黎平著《论民族民主革命》。1940年和1941年由中宣部时事问题研究会以“抗战书店”名义出版了一套《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包括《“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等。由中央西北工委以“西北研究社”名义编辑出版了一套《西北丛书》，包括《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宁、青》、《抗战中的绥远》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以“文化教育研究社”名义编辑出版了一套《文化教育丛书》，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