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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延安插队知青的周恩来

2009-3-11 0:00:00 来源:人民网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内容简介

      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早年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侯隽同志组织撰写了《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全书通过对知青历史的回顾、知青亲身经历的回忆和知青的切身感受三个部分,记述了周恩来总理对知青工作及知青的深切关怀。书中收录的珍贵老照片,也是难得的史实资料。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纪念周恩来总理,就是要认真学习他的精神、品德和人格。《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记述了在那个峥嵘岁月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广大知识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表达了广大知识青年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敬爱的周总理:您是一座丰碑,您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为千秋万代所传颂,永存于中华儿女心中!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第一部分 心系知青的周恩来
深情关怀延安地区建设和插队知青

      1970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同回京探亲的延安插队知青交谈中,了解到延安地区至今贫困、落后,以及知青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深感不安。总理迅即让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负责把延安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和知青办主任请到北京来,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

      3月10日至2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纪登奎和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德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陕西省、延安地区和12个县的负责同志、北京市和7个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周总理接见了到会的代表,并对发展延安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总理对延安的同志说:我听说延安的情况,心里非常难过。我是总理,我负有责任,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对不起延安人民。

      遵照总理指示,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相商做出规划,决定以首都人民的名义支援延安,尽快改变那里的面貌。包括:支援延安地区建设“五小”工业;支援延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支援延安地区发展文化建设等。会议最后形成三个文件:《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和《延安地区来京代表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

      会后,延安地区做出了落实此次会议精神的相应决定。同时,根据总理派干部下去带领青年的指示,北京市选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到延安带队。

      当北京带队干部出发之后,周总理让发表一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有意让各地效仿。1973年,周总理陪外宾去延安时,又亲自总结带队干部的经验。

      同年8月,在接见知青工作会议代表时,周总理说:北京去了一批青年到延安,并且派了干部去帮助,但还是没有搞好,主要是不能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这些干部,你不给他一定职务,光说是去帮助下乡青年的,说话无权,不起作用。今后在插队的地方,每个公社有几个干部带着,干部兼公社、大队的职,不仅管青年,也管生产,这样结合起来就好了。干部可以轮换,但不要同时换,一年换几分之一,要有老人,熟悉情况,便于交流经验,做好工作。对青年要引导好,光靠派去的干部也不行,还要靠当地干部、贫下中农的帮助。总理的这番话,不仅写进了国务院下发的文件,也传达到了广大城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部分 周总理与插队青年座谈会
延安的贫穷落后使周总理寝食不安

      适逢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听说老知青们要编一本关于周总理关怀知青成长的书,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关于1970年3月在京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的史料,我欣然同意。作为当时负责延安地区全面工作的我,当年参加了座谈会,亲耳聆听到了周总理的讲话,至今记忆犹存,心潮难平,感到无比的激动。那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延安地区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取得了新的成果。

      1969年初,北京2.6万多名知识青年到延安地区农村插队落户,周总理的侄儿周秉和也到延安县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插队(后又到该县枣园公社枣园大队、何庄坪公社石窑大队插队)。这些北京插队青年在农村锻炼的同时,也接触到了延安城乡的许多真实情况和落后面。在知青插队的头一个春节期间,约有1.6万名插队青年从延安回北京过年。周总理从探亲的周秉和及其他几位插队青年那里,不仅了解到延安对插队青年的管理教育情况,也了解到延安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情况和问题。

      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由于长期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延安的经济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历届党政领导经过不懈努力,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所发展,但仍很不平衡。在农业生产方面,水土流失严重,全区人均水浇地不到一分,水、旱、霜、雹等灾害频繁,尤以旱灾、霜冻对农业的威胁大,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生产方式落后,许多地方人无厕所、猪无圈,不上肥的“卫生田”比比皆是;粮食脱粒靠的是 枷打、牛羊踩、簸箕簸、木锨扬,粮食加工靠的是毛驴拉碾、人推磨;少数地方还存在毁林开荒、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现象。全区粮食平均亩产长期停留在百斤左右。在工业方面,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 小农机、小水电等)工业有的是空白,有的不配套,煤、铁、油等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同时,交通落后,商业欠发达,人民所需日用工业品基本靠从外地输入。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相当部分农民的温饱没有完全解决,遇到灾荒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甚至出现乞讨现象;买卖婚姻、早婚早育、封建迷信等风气流行;青壮年中文盲较多,40%的生产队不通广播;卫生防疫工作落后,农村缺医少药,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长期危害着部分农民的身体健康。

      总理得知昔日曾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对于全国人民有伟大贡献”并以“艰苦奋斗”著称于世的延安,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由于没有很好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被弄到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步时,心情十分沉重,寝食不安。他在多次讲话中都说:“去延安参观的人很多,回来都不给我说延安的情况,延安的贫穷落后,我们还是从插队青年那儿知道的。从1935年到现在35年了,毛主席的思想在全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可是现在延安呢?我一听插队青年说起延安情况,心里就非常难过,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怎么向主席交待,怎么对得起主席!”

总理主持召开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1970年3月10日,周总理决定以国务院名义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加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和改变延安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除有陕西省、延安地区和12个县分管插队知青工作的负责同志外,还有北京市和7个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的第一天由北京市领导吴德和丁国钰主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等赴会讲了话。

      他们除说明会议的主题外,还强调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插队知识青年的关心,并指出:延安是革命圣地,不仅要把这些青年稳定在延安,更重要的是要把延安的生产、生活、风俗搞好。延安的工作一定要和延安的地位、延安的历史作用及现在的影响相称。要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第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教育青年与工农结合,教育他们吃大苦、耐大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第二要把延安的生产搞好,主要靠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国家也要给予必要的帮助;第三要加强对知青的生产和生活管理。希望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继承陕甘宁边区时期延安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做全国的模范,在全国树立旗帜。

      与会同志对讲话进行了深入讨论后,12日,由出席会议的延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舒昌就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全面情况作了汇报。经过与会同志的补充、修改后,上报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并发给与会代表。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通知》的初稿,交大家讨论。3月16日,召开了“座谈会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有:纪登奎、李先念、余秋里、吴庆彤、吴德、丁国钰等,陕西省、延安地区和各县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纪登奎等就做好插队知识青年管理工作讲了意见,大致意思是:要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他们虽有缺点,但也有先进的一面,要发挥他们的优点,克服缺点。

      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生产大队领导班子是关键,要组织贫下中农当好知识青年的管家和顾问。对少数生活不能自给的知识青年,要采取各种办法予以解决。医疗问题要研究出解决办法。探亲假的问题也要研究,不能常回家。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好的典型,把这些青年稳定下来。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延安建设中发挥作用,为毛主席争光,为革命圣地争光。会议在深入讨论、统一认识后,17日讨论修改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随即转入第二阶段,讨论迅速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的问题。3月26日下午,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同志,并作了重要讲话。《座谈会纪要》,一是提到延安地区各级领导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插队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要求充分认识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把这一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地、县要有专门班子抓,社、队要有专人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经常研究、检查,及时解决问题,不要只靠少数人去做工作,要发动贫下中农人人关心知识青年。二是提到全地区各级组织和全体人民,要重新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发扬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搞好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

      插队青年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生力军,要热情鼓励、支持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延安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三是提到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极少数有流氓、盗窃行为,表现不好的插队青年,要依靠群众,加强教育。要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支持青年向剥削阶级旧思想、旧风俗作斗争。要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工作的犯罪活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坚决反对买卖婚姻。四是提到要认真帮助插队青年学会生产。支持他们开展科学种田活动,合理安排劳动,注意劳动安全,劳动分配要实现同工同酬。五是积极帮助插队青年安排好生活。请贫下中农给青年当生活顾问,努力办好集体灶,以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利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组织插队青年参加合作医疗。

      力争当年上半年解决好插队青年的住房问题。六是为有利于巩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有关部门不要调动插队青年。插队青年参军、进工厂、上学校要同当地青年一样看待,根据国家需要,按上级的规定办理。七是北京市要有计划地支援延安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且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地区去,在当地各级革委会领导下,一面劳动锻炼,一面协助做青年的工作。插队干部的代表,根据需要可以列席县、社领导成员的会议。同时要做好插队青年家长的工作,配合当地社队搞好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在一定时期内,每年组织学习慰问团到延安地区去,交流情况,协助解决一些问题。

总理为延安经济建设勾画蓝图

      3月18日以后,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转入第二个阶段,专题讨论如何迅速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的建设规划和措施问题。3月17日,我奉命赴京,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同时,国务院的农业部、冶金部、水电部、建材部、化工部、八机部、煤炭部、石油部和北京市革委会有关部门的代表,也根据总理的指示参加了会议。整个座谈会共产生3个文件,即《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延安地区来京代表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由北京市与国务院8个部共同研究商定的《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这3个文件都呈送给总理审阅,并获得批准。这3个文件,连同总理的指示和3月26日的接见讲话,以及中央首长的指示,构成了延安经济文化建设的蓝图。

      国务院专门开会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问题,并动员国务院8个部和北京市共同对其支援,是建国以来罕见的。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感激又愧疚。但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周总理的接见。1970年3月26日下午,“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即将结束,总理在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苏静、吴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总理在讲话前,首先向我们宣读了《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9月23日延安各界向毛泽东致电祝贺,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发回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总理一字一句,深情地念着《复电》,字字句句都撞击我的心房。毛主席的《复电》特别是毛主席所倡导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许多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已基本淡忘了。有时我们在口头上、文件中也谈到延安精神,但“官样文章”成分居多,身体力行较少。总理组织我们重新学习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复电》,就是要打破我们的“三靠”(打粮靠老天,困难靠上边,建设靠外援)思想,振奋革命精神。

      总理念完《复电》后,就围绕《复电》精神,以具体、生动的事例,给我们讲光荣革命传统:

      一是回忆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国民党军队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做到丰衣足食,支援战争的伟大业绩,教育我们克服“三靠”思想。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搞了三次反共高潮,敌人封锁,我们遇到困难,怎么办?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我们自己动手,情况马上就变了。当时群众家里,家家有余粮,有几缸小米,一缸酸菜。现在要做到全国如此,还得努力。南泥湾是主席亲自动手搞的典型,现在听说南泥湾改成劳改农场,是不是啊?(我回答说,现在劳改农场撤了。)总理还特别讲到陕北的刘志丹、新四军的叶挺、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坚贞不屈、一心为公、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他说陕北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加给刘志丹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逮捕他的信落到他手里,他看后泰然自若,对送信人说:“你送(信)吧,我就去。”他单枪匹马到了瓦窑堡,后来给他平了反,我找他谈话,他很谦虚。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领袖。

      我和他东征到清涧,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有两个瞎子看不见,就跑到窑洞,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在延安值得纪念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举刘志丹一个例子。总理批评我们说,你们光是把主席和我们其他同志住过的窑洞搞得那样漂亮,这样不能使人回忆当时情景,违背了主席艰苦奋斗的思想。你们就是对主席的思想不那么认真。开国20年来,国务院就是不盖大楼,现在会议室里有了地毯,借口我们年龄大了怕摔倒,其实有块塑料布就可以。还是要艰苦朴素。延安窑洞不要再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改善嘛!建国20多年了,延安没有很好提倡自力更生。总理还问我:你们参加劳动吗?我回答说参加不多。他说,你们主任、副主任要首先带头参加劳动,移风易俗,恢复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主席语录》至少一家发一本。《复电》每个生产队要发一份,让知识青年讲给老乡听。

      二是回忆转战陕北的历程,教育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永远不要忘记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理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是最后走的,敌人到了宝塔山以南,离我们不到20公里?8943 .主席一直是同延安人民同患难的。主席亲自指挥战斗,指挥部设在安塞县王家湾,敌人发现边区政府在白庙岔,刘戡就向白庙岔进攻,他从我们侧面过去了,相隔不到30里,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转移后刘戡也到了王家湾,刘戡的司令部就住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群众守口如瓶,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住过。敌人走后,群众把敌人丢掉的作战命令马上送给我们。敌人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敌人情况很清楚。这说明了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部队是非常爱戴的,真的有感情。在苦难的日子里,群众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总理又说,1943年以前,陕甘宁边区征粮20万大石,老百姓有人说怪话,主席没有生气,感到人民负担重了,马上减了4万石。总理在接见一开始还批评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找青年来(指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总忘记群众,你们就是不关心群众。说起来可叫人难过。

      三是反复讲延安的战略地位,增强我们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总理说,回忆历史,怀念延安。“西安事变”后我们进了延安,主席许多著作是在延安写的,《毛选》二、三、四卷绝大部分都是。主席是1948年初,从杨家沟离开陕北,在陕北一共12年多,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革命的出发点。全国解放后,主席进了城没有忘记延安。全国解放20年啦,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怎么行呢?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对得起毛主席?!20年来,我们对不起陕北人民,我做了20年总理,陕北没有改变,读了主席的《复电》,对比一下心里很不安。听着总理为我们承担责任的讲话,我深感内疚,急忙站起来作自我批评。但总理仍然坚持说,首先我们要负责,我是作总理的,我也是从陕北出来的嘛!一席话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

      四是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理说,这些文件 (指关于延安地区工作的3个文件)都好,说了要兑现,时间不要搞得那么紧。解放战争主席提出五年六年,结果三年半就到了北京。打宽一点,完成了不是更好吗,打窄了完不成又要背包袱。后来我们遵照周总理指示,把1974年粮食上“纲要”的计划延期到1975年。总理在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同时,还提醒大家,干工作就必须认真去做。针对陕北农民种粮问题,他说,要把粮食搞上去,否则老乡不满意,第一步要赶上关中。既然要抓,就要抓出个样子来,要年年抓。总理还关切地对延安来参会的同志说,今年你们来,明年我们去。国务院要派人去,各部也要去。首都同延安挂上线,各部要支援,北京要有专人管。听了总理的讲话,我们既激动又振奋,激动的是总理说出了陕北人民的心里话,振奋的是有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的支持,加上延安人民的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延安贫穷落后的面貌一定会改变。

大力宣传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

      为了以贯彻落实毛主席《复电》和周总理指示为动力,实现给毛主席《致敬信》中提出的“大干快干三五年,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为插队青年锻炼成长创造条件,我们着重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各级组织召开会议、举办学习班等方式,认真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青年工作的指示;传达学习“座谈会”精神,进一步解决各级领导对知青上山下乡重大意义的认识。从1970年4月至1971年3月,全区举办各种学习班18900多期,参加学习的达425000人次。组织188000多人参加的《复电》宣传队3280多个,印发《复电》11万份,使《复电》精神和总理指示基本达到家喻户晓。二是在北京知青插队的12个县,普遍开展“三查”活动,即:查再教育的组织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否落实;查插队青年的生产和生活是否安排妥当;查安置经费使用是否合乎规定。边查、边整改。通过“三查”,各知青点普遍建立了“学习日”;地、县、社每年召开一次上山下乡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插队青年分期分批徒步赴延安革命旧址参观学习等制度。同时,在有知青的公社、大队设置管理知青的专干,对生活和住房有困难的知青进行摸底排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地区党政领导还亲自深入延安县柳林生产大队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座谈,了解生产、生活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根据中央26号文件精神中“关于严厉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规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活动,依法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进一步保护知青的健康成长。

      四是1971年11月11日至1972年1月5日,组织“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赴京学习汇报团”,在北京市9个城区举办了126场报告会,有20多名优秀知青向首都人民汇报了他们的成绩;演出了反映延安革命传统和知青生产、生活、学习的文艺节目;举办“北京知青在延安锻炼成长”图片展览;走访知青家长和知青带队干部家属,并举行多场座谈会。进一步宣传了毛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指示,体现了周总理对知青的关怀,增强了北京和延安人民的感情与交流,取得了首都人民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广泛支持。北京、陕西等各家新闻媒体,对“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赴京学习汇报团”的活动,也做了广泛的宣传,营造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良好氛围。

      五是充分发挥了1200多名北京干部管理教育知青和帮助各级组织搞好延安经济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北京支延干部都是经反复挑选派到延安来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我们在地和各县(市)、公社都安排一名北京干部代表,地委和有些县委还吸收北京干部代表进入常委,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知青工作,同时县(市)、公社政府指定专人负责联系各知青点的北京干部,不定期地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北京支延干部还以公社为单位定期召开碰头会,相互交流知青管理教育的情况和经验。他们肩负北京市政府和人民的重托,牢记延安人民的期望,扎根最基层,坚持在生产队与北京知青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解决知青管理教育中的诸多矛盾问题。对于生产队发生的问题,也都给予认真对待,配合当地政府妥善地加以处理,使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民都亲切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

“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结新果

      在“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后,北京知青心情激动、斗志高昂。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教导和延安人民团结一致,为彻底改在"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后,北京知青心情激动变延安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青春。而延安人民也张开双臂欢迎知青来接受再教育,从思想、生产到生活,给予了北京知青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教知青如何继承延安精神,做个合格的延安人;教知青怎样掌握生产技能,学会自己生活。在学习“座谈会”精神后,延安人民决心把知青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北京人民的期望。在宣传、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果。

      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强了北京、延安两地的经济交流,通过援建“五小”工业、修筑水利工程等项目,促进延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传播了首都的文明。二是在北京知青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物,在延安甚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先进事迹的宣传,巩固和发展了上山下乡的成果。三是在为改变延安贫穷面貌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家园的共同目标下,北京知青和延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座谈会”后这种情感变得更加强烈。大量外地人同时涌入延安,这在现代史上的延安仅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党中央和中央工农红军,当时到达延安的不足3万人,分布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整个陕甘宁边区范围内;第二次便是这次的北京知青,当时通知是3万人左右,实到2.6万多人,分布在延安地区12个县的范围内。前者因具有开创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伟大意义,而被永远地载入史册;后者虽然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但对延安当时的经济文化建设及其未来的发展,其意义也不容低估。

      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代表着中国当时最前列的社会文明。这批来延安的北京知青,从小在大城市受学校、家庭、社会的文明熏陶,大多具有较强的文明意识,在不经意中扮演了传递文明的角色,把科学文明带给穷乡僻壤,带给墨守成规的黄土地。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给农民传授科学知识,讲山外的许多新鲜事,使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思想到生产到生活,都悄悄地开始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例如,那时延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是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又例如,延安农村把女人叫作“窑里人”,是老一辈沿袭下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窑里人”不得下地干活。周总理也知道这个习俗,希望有所改变。在一次接见时特意问我:“现在的陕北女同志都下地劳动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的北京女知青张平妮来陕北后,带头打破这条旧风俗,与当地姑娘们一起组建了以她为队长的16名女石匠队,飒爽英姿甚是能干,在短短10个月时间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的水渠,当时被传为佳话。

      延安市文化馆的任柏林等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延河畔上的女石匠》,被广为流传。又如,黄龙县柏峪公社有个村子,14名北京知青顶风冒雪苦战一冬,硬是在冰冻如磐的乱石滩上开出了一块水田。后来他们又和贫下中农一道苦干10个月,建成一座12千瓦的水电站,村民们第一次尝试到了点灯不用油的滋味。甘泉县大庄河生产队的知青和贫下中农一道,在偏僻的深山沟里办起了广播站、夜校、供销站;种植了农作物和中草药实验田;成立了机械组,把一台报废的柴油机改成发电机,在村里实现了米面加工机械化,使落后的深山沟里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延川县官庄公社官庄大队北京知青孙立哲,为解除陕北农民的病痛,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小山村,在连电灯都没有的土窑洞里,几年内竟成功地为群众做了1000多例外科手术。1974年11月19日,中共延安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向赤脚医生孙立哲同志学习的通知》。他的事迹经报纸、广播宣传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全国知青的先进典型。

      类似这种感人至深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在科学种田方面,仅北京知青与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就达2900多亩。例如北京知青张革,1972年被招工进入西安一家军工企业,1973年6月9日周总理回延安向延安人民提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后,他呆不住了,再一次返回原宜川寿峰插队的小山村,帮助乡亲们建果园、引进小麦良种、改良种牛、引水上塬?8943 .为解决资金和设备等,他长年奔波于陕北与北京之间,90年代初回北京后仍念念不忘村里发展建设,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现仍在黄陵县教书的康崖底中心小学校长汪桂兰,当年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80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时,她放弃回城返京的机会,植根于贫瘠的黄土高原,为山区教育耕耘了30余年,是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仍留在黄土高原教书的唯一知青。黄陵人民认可了她这个身处异乡的“北京知青”,给了她相应的荣誉:人代会、党代会代表,模范党员,优秀教师等等。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身居其中,与体育王子李宁、“中国第一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等齐名。2000年“五一”期间,汪桂兰被选为延安市劳动模范。

      另据当年延安地区有关部门截止到1971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北京插队知青在延安抢险救灾中涌现出的见义勇为青年就有552人;3130名知青担任了学习辅导员;763名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11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68人加入了共青团;3360人被评为积极分子;2374人担任了社、队基层干部;267人担任了“赤脚医生”;6500人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战线工作。还有许多尚未统计在列的知青都为这块黄土地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知青文学、纪实、影视作品中得到印证。据我1996年9月间在北京的初步了解,当年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担任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已有500人之多,有的出了国,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则成为学者专家和教授;近年来有些同志已步入中央委员会或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岗位。还有更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知青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首都和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受到首都人民的好评。

      每当谈起北京知青,我们就感到由衷地高兴,每当想起北京知青与延安人民同甘共苦的艰难岁月,就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真诚的、纯洁的。时隔30多年之后,这种情谊依然牢固如初。我常听到一些陕北的同志讲,最近某某北京知青又回延安来了,谁谁又给村里盖了一所希望小学,给乡上办了一件实事,给县里筹到一笔资金。某某知青还带上自己的子女回到了“娘家”,要让后代学习延安精神,领略陕北农民的质朴、勤劳。类似这样的事近年来不计其数。记得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原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或下海、或学有所成,他们富裕了,有了专门的知识,便开始回报第二故乡及其“亲人”。1994年夏天,延安地区行署特地邀请当年在延安插过队的近百名北京知青和他们的子女重返延安,请他们为振兴延安出谋划策。这些北京知青回延安分别与地、县、乡达成意向性合作项目57项,提出各类建议数百条。知青们只要一回到自己当年插队的村子,全村的百姓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前呼后拥地围着知青问长问短,争着抢着拉知青到家吃饭。临别时,争先恐后给知青送来小米、绿豆、红枣、核桃等土特产,要知青带回北京。村村如此,无一例外。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认为北京知青于延安插队落户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与陕北人民结下了这不解之情。事隔30多年,人们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我总认为无论对知青、对百姓,对北京、对延安,都有其益。尤其是北京知青与陕北人民结下的这份真诚的感情、这份深厚的友谊,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珍视!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在历届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脱贫致富进入小康后,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综合指标己跃入陕西的前列。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无比欣慰!(李华松 整理)

      作者介绍:许效民,男,安徽省全椒县人,1925年5月出生,1943年入伍,1945年3月入党,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荣立三等功四次。荣获过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奖章。历任参谋、作训股长、代营长、作训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作训处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延安地区革委会主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陕西省军区参谋长等职。离休后参与编撰出版《中国军事辞典》等。

第三部分 难忘周总理回延安
岁月沧桑,思绪难平

      岁月沧桑,思绪难平。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30余年了,每当想起34年前总理关心延安和延安人民生产、生活的往事,想起他对延安和延安人民的一往情深,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沉浸在对总理深深的怀念之中?8943 .就想提笔一件件地写出来,以表达我对总理的崇敬和思念之情。为纪念总理诞辰110周年,特将1973年总理重返延安时的一些珍贵回忆整理发表。

      1973年6月9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这天周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安参观访问,当时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负责外事工作,有关总理和外宾在延安的重要活动我都参加陪同。在接待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总理超强的人格魅力,洋溢一身的伟人风范,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忘怀。

      总理来延安之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曾电话通知我说,邓大姐讲,外宾住延安宾馆,总理可安排住南关招待所(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交际处)。对这样安排住宿,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想自己搞外交和外事接待已经多年了,按礼仪说这不太合理。论公来讲,总理是政府最高领导人,理应得到高规格的接待。于私而言,总理这位老延安人离开延安26年了,头一次回家看看,怎么忍心让他老人家去睡木板床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理的真正意思,他是想借陪外宾参访之际,帮一下延安,促一下我们的工作。住招待所便于他和省、地领导同志谈话,有利于接近群众,说明总理在这次回延安之前已作了周密思考,他要为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尽到自己的职责。那天下午5时半后,总理与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深深地感到总理对延安的焦虑之心和对百姓的关切之意,总理的话语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总理一开始就发问:“金璋同志,你来延安快10年了,据你了解,延安人民生活到底怎么样?”我回答说:“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 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总理语气沉重地再次发问:“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我说:“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棵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了。”总理再问:“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说:“人们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总理用坚定的口吻说:“要阻止这种做法,铲掉是错误的,要让群众吃饱饭嘛!”我本来就反对那种做法,听到总理这样讲立刻大声地作了回答:“我们坚决照办!”

      总理心里时刻装着延安人民,牵挂着延安人民的生活,对延安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直忘不了那段饭桌边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l973年6月总理回延安,我们想到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回一趟延安很不容易,所以就准备了好酒好菜,想以此表达延安人民的心意。可是当他得知延安人民生活还困难时,好酒也不喝,大米饭、白面馒头也不吃,只简单地吃了一小碗小米饭。总理边吃边说:“延安小米真好吃,真香!”我们想劝他多吃一点,再尝几口备下的好菜,总理没有吃,对我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我怎能吃得下去呢?”此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这天中午安排了两桌饭,省委领导坐一桌,总理和延安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坐一桌。在吃饭中间,总理当着地委行署负责同志的面提出了“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问大家“行不行?”地委书记许效民同志和其他同志异口同声地说:“行!”总理说:“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这时宴会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我感到总理的心和我们的心跳在了一起,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总理心情也很激动,叫着我的名字,让拿酒来。服务员给每人斟了一杯茅台酒,桌上的人含着热泪,怀着激动、沉重的心情碰了杯。

      碰完杯,总理又和每个同志握了手,这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人过于激动,握手时用劲大了点,发出了响声,这响声被服务员听到,误以为是击掌。事后在延安群众中广泛流传: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和总理“击了掌”(发誓的意思)。也就是说,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决心要实现总理提出的“三变、五番”的要求。此后,总理及时安排北京市和中央的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帮助延安发展生产。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兴建了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但当时由于“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l973年延安的14个县、130万人口,粮食总产6.47亿斤,农民人均不到250公斤。工农业总产值1.9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不少农民不仅发愁锅里无粮,而且也发愁无钱花。按总理的要求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话,1978年就满五年了,但粮食只增长了一成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在原来的基础上,于1990年才真正实现了粮食翻一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均年收入在700元以上,总理为延安人民制定的目标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

      岁月沧桑,思绪难平。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30余年了,每当想起34年前总理关心延安和延安人民生产、生活的往事,想起他对延安和延安人民的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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