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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过火 清查内奸把同志打成“特务”

2008-11-18 0:00:00 来源:左手翻史书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1943年秋彭德怀回延安后,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我于是又随邓小平回到了北方局。不过这时我已离开了青年工作,专门担任组织科长了。其实这时北方局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已经没有人管。妇委自浦安修随彭德怀走了以后,连一个人也没有了。青委的宋一平早就回延安了,江明到太行担任了地委书记,周惠到太岳区士敏县担任了县委书记,青委这时也是空无一人。整风运动到1943年秋,已进入审干的阶段。按毛主席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而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这时延安的清查运动已进入高潮,北方局受延安的影响,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邓小平到北方局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反奸斗争(反对内奸,清查混进党内的特务分子)。

      1943年的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延安地区在10多天内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分子。以毛泽东为校长、彭真为副校长的中央党校也召开了坦白大会。解放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陈传纲在这次坦白大会上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出柯庆施也是“特务”。整风审干本来是由总学委领导的,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而由康生主持展开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反奸斗争的领导,又成立了一个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刘锡五在北方局组织部的一次会上对我们说:中央现在的领导实际是由毛、刘、康、彭负责。

      邓小平于1943年10月到北方局接替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立即抓紧整风运动,展开审干反奸的斗争。10月下旬的一天,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待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他说话的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敌工科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张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他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有问题,坦白交待,党自然会宽大处理。有问题不交待,又怕隐瞒不了,于是产生了精神上的矛盾。矛盾解决不了,最后只好自杀。要知道,自杀是最不光彩的,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大家要认真讨论,引以为戒。同时要加强监督,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散会后各单位回去分组讨论,形势极为紧张。我平时和敌工部的同志都很友好,从漆克昌部长到两位科长(张义权和覃应机),都比较熟悉。张义权经常跑平、津、石家庄以及安阳等地,覃应机主管内部工作。他们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对同志也襟怀坦白,非常正直,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小组会上没有发言。张义权是总政治部的干部,北方局和总政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又不住在一起(北方局和总部住上麻田,总政住下麻田),平常的往来不多,所以小组会比较平淡地就过去了。但总政和总部各小组则非常紧张,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这是针对领导同志的。电报中说: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的身旁”。一看电文的口气,就知道它是毛泽东的手笔,刘锡五让我看完电报后,极其恳切地对我说:你刚到延安时,把家庭、上学和从事救亡运动中的一切事和人都向我谈了,我了解你,相信你,但你可不能有隐瞒呀!如有隐瞒,趁早向我交待,我保证你没事。如果再不交待,那你就太对不住我了!

      他说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几乎感动得流泪。我非常诚恳地回答道:“锡五同志,我参加革命,到抗日前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去年5月反‘扫荡’,我也是用生命来保存了党的机密文件。我的一切都向党交待了。锡五同志,请你相信我吧!我确实没有隐瞒任何问题。我知道你信任我,对我特别好……”

      说到这里,我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刘锡五也许久不说话,最后,他站起来对我说:“那,那,你先回去吧,有问题就交待。”稍一停,他又说:“如果没问题,也不能胡说啊!”他大概已经知道延安在坦白运动中发生了问题,可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他要我“有问题就趁早交待、没问题就不要胡说”的教导,使我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中坚持了真理,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坚持了真理。这,我不能不感谢刘锡五——这位对党对同志都无限忠诚的老革命。尽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领袖亲自鼓动起来的压力下,我也不能不作假检讨,不能不说几句违心的话,但至今我感到无愧于心的是,我从来没有说瞎话去伤害任何人。

      运动的发展,果然越来越紧张。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许动!真是令下如山倒。开始,人们都正视前方,谁也不敢往旁边看一眼。约莫半小时,队伍里没有人说话,队前也没有人下命令,全都呆呆地坐在那里。慢慢地,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我偷偷地扫视了一下队伍,发觉没有一个女同志来集合。再注意一下,发觉支部委员们都没有来参加。我知道:那时领导北方局整风的是邓小平、刘锡五、李大章和滕代远几位同志。滕代远负责军队方面,李大章负责宣教系统所属和冀南区干部集中在偏城的整风班,北方局机关的整风由刘锡五负责,邓小平总揽全局。北方局机关的支部书记是秘书处长陈鹤桥,支部委员是组织部的干部科长郭森和宣传科长朱穆之。

      我正在考虑支部委员为什么没有来,这时他们三个人都来了。他们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我为了能看清一切,没有下水。我看见他们把每个人的衣服(特别是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如看见有信件或什么字条之类的东西,还凑到一起认真研读。等全部搜查完毕之后,才叫大家集合。集合后一声“解散”,各人回到自己的宿舍。

      各人回到宿舍后,发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搜查,所有的“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不少人的书信(家信以至情书)被拿走了。至于写的稿件,无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几乎全被拿走,片纸不留,因为这些都是审查思想和行为最好的材料。

      至于为什么包括卓琳同志在内的女同志没有到河边去集合,原来她们首先回到各自的住室里被搜查。关于支部委员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我当时不得而知。后来到60年代初,我陪吴老(玉章)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在湖南省委碰见郭森(当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提起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郭森还对我说:“老兄,那次审干,多亏锡五同志给你说了话,说你到延安时,他详细地审查过你,他说四川过去情况复杂,你虽然1936年就入了党,现在到延安,还是重新入党的好。你说,不必叫重新入党,就算现在入党吧。后来你到前方,主要是在北方局工作,表现一贯很好,大家都觉得你可靠。正因为锡五向支部说了话,所以你的检查很快就通过,没有出麻烦。”

      当时所谓的检查,虽然名义上仍叫个人的整风思想检查,但实际上小组讨论时主要是追查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有的同志初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时,因为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填写履历表时,常常把家庭成分写错了。也有人故意把家庭成分提高,说是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书香门第(在旧社会都不愿说家庭贫寒,更羞于说是工农出身)。这样一来可就糟糕了!整风小组会上就追查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为什么投机革命,钻入共产党内,一直要追逼到承认是“特务”,是专门打入革命阵营来搞破坏的,才能完结。有的女同志有意隐瞒年龄,在履历表上填小了一两岁,这也不得了!小组会的积极分子都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们能发现矛盾,找出你是否隐瞒。当你承认隐瞒后,就逼着你承认隐瞒有政治目的,最后将你打成“特务”,打成“反革命”。

      我因为无论是填写履历表,或写自传,都毫无隐瞒。所以在小组会上,不管大家怎样地追查,都找不到破绽,一点矛盾也没有。大概折腾了两个半天,算是全小组中顺利通过的第一人。刘锡五虽然向支委会给我说了话,但全小组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追问也并不轻松,我认为我的历史检查之所以能顺利通过,还是因为我对党忠诚老实,对自己的家庭,以及求学和从事救亡活动的经过,早就如实地交待了,没有隐瞒任何问题。对所提出的问题,回答时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小组会上虽有人十分挑剔,也有人诱我乱说,但我都不管,我坚持讲真话,认真理,他们见无缝可钻,就放我过去了。

      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我的历史检查是诚实的,能通过并不是侥幸,也并非由于刘锡五说了话。要说是侥幸的话,那倒也真是侥幸。因为在这之前,胡其谦在延安被逼不过,已经在1943年的夏天“坦白”了:李成之介绍他加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复兴社;李忠慎(我的原名)也早已由李成之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只是由于交通不便,胡其谦的“坦白”材料,没有寄到前方(中共北方局)来。如果这个材料寄到了,我怎么能逃得脱“复兴社特务”这顶帽子呢?这可真是莫大的侥幸呀!胡其谦交待的材料,早已装进了我在延安的档案袋里。直到1960年组织上要我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党组副书记(书记是吴玉章)时,中央组织部才从我的档案里发现了这份材料,这时胡其谦正担任重庆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份“坦白”材料理所当然地被抽出来销毁了。

      历史问题最麻烦,最难通过的要算秘书处的杨公素了。对他的追逼使我终身难忘,我必须把它如实地记载下来,以为后世的警示。

      杨公素是我的四川同乡,比我年龄稍长。曾在蒙藏学校读书,会藏文。后来用杨度之子杨公素的名字到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所以他的英文很好,知识水平也较高。抗战开始后他到刘戡的九十三军工作,得刘戡信任,被刘任为中校(或上校?)秘书。在九十三军秘密加入共产党,后经八路军总部转北方局秘书处工作。

      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立足之地。那时,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者称为“半条心”,而把敌对分子如“特务”等统称为“两条心”。无论“半条心”和“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待。只要“坦白”交待了,就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杨公素就是在这样的劝说下交待了他的“特务”身份。

      于是杨公素终于被打成“特务”,我们的审干、反奸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多年来,我一直对杨公素在审干中的表现很敬佩。像他那样历史复杂的抗日战士,在当时审干的四面楚歌中,除了张义权学楚霸王乌江自刎的一条路以外,只有忍痛承认自己是“特务”,才能苟活。而承认“特务”,势必牵连别人。杨公素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惜百般自污。他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的难过啊!他这种宁肯自污也不危害别人的品德是很高尚的,是值得敬佩的。我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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