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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与解放战争

2007-11-20 0:00:00 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解放战争时期,是延安大学历史上最艰苦最光荣的一段时期。在这三年多期间,延安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并且取得巨大成绩,原因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教育方针,采取了正确的教学方法,走出了切合自身发展的办学道路。

      一、将部分院系迁至华北、东北,扩大办学,发展新校,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技术干部和专业人才。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买办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两大基本矛盾又通过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表现出来,一场针锋相对的国内斗争迫在眉睫。为了使文化教育更好地配合并服务于新的战争需要,延安大学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动员和组织师生,分别奔赴各根据地和新解放区。1945年8月21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派出由陈荒煤带队的工作团,前往山西太岳地区开展工作。接着,鲁艺又组织两个文艺工作团,前往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其中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参加了东北地区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后来全团转入新创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成为我党创建人民电影事业的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华北文艺工作团后来转入华北联大文艺部,并与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排演了新歌剧《白毛女》,北京和平解放后该团随我军入城,成为1950年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骨干队伍,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行政学院的大部分,除自然科学院大学部最老的两班学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工作、行政学院和校部预科的陕籍学员留在延安外,其余师生全部迁往东北继续办学。

      大部分教职工和学员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学校及各院主要领导干部,11月15日又在陕甘宁边区交际处由周扬校长陪同,专门接见了自然科学院、鲁艺的教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向同志们讲述了学校迁往东北的意义和任务,以及我党我军的战略思想和重庆谈判的部分情况。师生们临行前,还在中央党校二部礼堂听了朱德总司令的动员报告。11月中旬,学校计划到东北地区办学,但因此前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承德和锦州,封锁了山海关,根据聂荣臻同志的建议,自然科学院与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合开,校名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1948年该校与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华北联大工学院,1949年迁往北京,1952年1月1日改称北京工业学院。1946年春,留在张家口与华北联大会合的延大鲁迅艺术文学院,奉命前往东北,延大校部和行政学院其他人员留在华北联大,1950年在华北联大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前往东北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与东北大学合并后改名为文艺学院,在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发动农村群众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1948年在沈阳恢复建立了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在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系调整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这些在延安大学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新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技术干部和专业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吸收和培训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边区和国家的建设与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5年11月部分师生迁离延安后,延安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艰苦的恢复发展阶段。12月18日,边区政府研究讨论了延安大学的工作,决定延大以训练边区实际需要的干部为主,集中留下的学生分班培养边区高级知识分子,并为走向正规化大学建立基础;减少生产自给任务,加紧学习。根据边区政府的决定和当时边区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延安大学对教育方针、学科设置和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确定以培养为陕甘宁边区服务的各种建设干部为宗旨,将原来的院系建制改为班,设立教育班、司法班、农业班、文艺班、会计班及高中部,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地委、专署积极为延大选送了学员。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第三届参议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关于大学教育,确定延大负责培养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与提高边区现任的中级干部。”《陕甘宁边区1946年至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也明确规定:现在的延安大学负有两种任务,一为培养本地较高的知识分子,一为提高边区中级的现任干部,以适应新时期边区各项建设工作需要。延安大学在1946年至1948年艰苦卓绝的三年中坚持了这一方案的基本精神,坚持在战争环境中办学,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服务边区建设。

      1946年12月以后,延安大学学员多数是边区在职干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边区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干部,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各班结合边区实际工作需要组织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学而能用,知即能行”为标准;坚持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与劳动观念;以自学为主,提倡集体互助,教员和学员互相学习,这样既提高了学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又使教员得到启发,既改进和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使师生之间亲密团结,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

      在培养较高级知识分子的方针指引下,延安大学吸收和培训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边区的建设与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适应解放战争需要,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进一步走向正规化,担负起培训高级知识分子和提高干部业务水平的双重任务。

      1947年7月以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转化,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时期,延安大学的教学生活设施也有了一定基础,转战时期的学员大多数走上了工作岗位,教员得到补充,学生来源越来越广。为了给全国解放后的建设事业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建设事业准备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扩大和加强延安大学。10月21日,在全校大会上,李敷仁校长宣布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决定,同时宣布学校设大学部、分校和研究室。大学部建立正规学制,学期1至2年,暂设教育、文艺、行政、经济建设4个系。会议之后,学校讨论制定了《延大教育方案》,这个方案对学校的教育方针、学制、课程及教学方法都做了新的规定。

      新的教育方针是,适应日益发展的西北形势需要,实施新型正规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大量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各种专业干部及普通干部。教育系设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行政两个班,文艺系设新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5个班,行政系设行政、司法两个班,附设文化班,经济建设系设工业、农业两个班。新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及学生原有文化程度密切配合;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加强实践环节;各系要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一定联系,聘请有关负责人参与领导和教学活动;教员要以身作则,诱导启发学生,学员要着重个人自学,辅之于集体互助;提倡敢于怀疑、自由研究、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学风。11月下旬,学校招生广告在《群众日报》上刊出,学校在西北野战军总政治部,以及关中、黄龙、西府、陇东、绥德等专署设考点,就近招收新生。

      1948年1月,为了吸收、团结、教育以黄龙为中心的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蒋管区知识青年,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刚刚解放的洛川成立延安大学分校。7月下旬,鉴于敌人有北犯的动向,分校奉命转移到宜川县城,更名为延安大学第一分校。1949年1月8日,第一分校在韩城成立了延大招生办事处。在韩城,分校将学生分为两个部,每部4个班。分校原计划学制为两年,后因形势所限,每期以3个月为一个单元,学习内容各期有所不同。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学生特点,分校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思想改造,首先是坚持民主办学,坚持对学生进行疏导教育;其次是坚持学生自身的民主管理,通过这种管理来达到教育的目的;第三是关心爱护学生,使大家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第四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加强思想改造;第五是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教育和提高。从1949年1月开始,西安地区大批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进入延安大学学习,分校第二期毕业生也于2月初到达总校。3月26日晚,学校教职工和学员900余人集会,热烈欢迎来自渭北各县及西安的新同学,以及一批著名学者。这时的总校学生接近千人,学校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顶峰。    随着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不断产生的新解放区急需干部,为了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指示学校各系各班学生提前毕业,参加工作。4月6日,390名同学在校部举行了结业典礼,李敷仁在致词中谆谆告诫毕业同学要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四、转战陕甘宁晋,实施战时教育,努力为战争服务。

      从1946年6月开始,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进攻,延安各教育机关的中心工作,变成了准备参加自卫战争、为自卫战争服务和进行战时教育。10月31日,延安大学召开全校备战动员大会,李敷仁校长号召全校师生紧急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学习,加强备战,个个变成能文能武的好英雄。会后,学校在坚持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下开始了战备教育。一是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操练,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爆炸和救护常识,成立了自卫军营,李敷仁在建营大会上号召全校师生要学习埋地雷、抬担架、看护伤兵,随时准备参军,为战争服务。二是进行坚壁清野,全校师生积极行动,肩扛手提,将粮食等重要物资运到几十里外的山沟里埋藏起来。三是加强时事政策学习,先后邀请徐特立、陆定一、马明方、范长江等来校作形势与时局发展的报告,并经常组织学生对时局发展和解放战争的前景进行广泛讨论,使师生员工对解放战争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念。四是熬制火硝,支援边区的自卫战争。

      在进行备战教育的过程中,校务委员会制定了《延安大学战时干部教育实施方案》(草案),明确规定了战时教育的方针是以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原则,培养有明确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与能力的革命干部,其任务为依照边区政府决定,为战时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下级干部。课程设置暂定为政治、业务、文化三门,教材内容必须联系战争、联系土改、联系生产,必须联系学生的思想与行动。战时教育时期的学习方法坚持了延安大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面向实际、实事求是、学用一致的教学原则,兼顾了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在转战陕甘宁晋艰苦卓绝的战时教育中,使学习与工作都取得了应有的成绩,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

      延安大学于1947年3月14日撤离延安,至8月22日东渡黄河进驻山西省临县吴家湾,在长达5个月的转战陕甘宁晋战时行军生活中,高举“野战大学”的旗帜,经历了严酷的战争考验,谱写了千里转战的教育史诗,出色地完成了学习、支前、生产和群众工作等多项任务。全校师生依靠群众,坚持利用一切时机为群众服务。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师生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任务,利用一切时机和条件,坚持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在山西临县吴家湾,延安大学进行了扩校,开展了检查师生政治坚定性、艰苦奋斗精神和联系群众作风的“三查”整风运动,从1948年1月初到5月底,学校先后组织师生400余人,与晋绥边区的干部群众一起,在战火纷飞又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把3000多万斤粮食从汾河西岸经吕梁山运到黄河岸边,运往陕甘宁边区,支援了西北战场的战略反攻,受到了各级领导和晋绥群众的高度赞扬。延安大学师生还参与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实践中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状况,加强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全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和立场产生了重大转变,为以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起了奠基作用。

      五、适应战争和建设需要,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1、对领导体制改革——实行校长负责制。延安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首长,总理学校行政事务。校长由边区政府任命,受边区政府领导。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在校长领导下设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每月开例会1次,负责处理和决定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全校工作计划及总结报告、学工人员的奖励和处罚、各种重要规程的订立和修改、各项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的确定、全校预决算的审核、学校人事任免及其它重要事项。校务委员会下设行政会议和教育会议、干部学委会。学校建立了全体教职工会议制度,每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各集会一次,对学校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保证学校的民主管理。为了保证校长对学校的领导,学校组织章程还明确规定,凡校长未参加的各种会议,均须事后将会议纪录交秘书长审阅,由秘书长向校长报告,学校的招生启事、各种布告均以校长的名誉颁布,校长为本校的全权代表,处理各种涉外事宜。党组织在学校的任务是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在学校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学校党组织隶属边区党委领导。学校党组织教育党员,发展组织,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校的彻底执行,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顺利完成。

      2、增加了办学层次——开展研究生教育。延安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其前身院校陕北公学曾开办高级研究班,主要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1945年11月延安大学大部分师生迁离延安后,鲁艺留守处文艺班有学生39人,研究生3人,另外还有一个美术组和文学组,共有5名教员、10位研究生和一位研究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扩大和加强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在设立大学部和分校的同时,还设立了研究室。经济建设系设工业、农业两个班,每个班均分研究组和普通组,其中研究组招收大学毕业、肄业生及成绩特别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研究生。研究室的学员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生,另一种是研究员。研究室招收学员比较严格,凡达到入选条件者,还须得本人申请,经考试合格者报请边区政府批准后,方可成为正式学员。第一批87名研究生分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小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小组和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学习小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测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给各系和各班兼课。

      3、对管理体制改革——营造自由民主新生活。解放战争初期,延大对组织机构和系科设置进行了调整,撤销了院系,合并精简了行政机构。当时学校的主要机构有教干处、总务处和校部,教干处下设干部科、图书馆和几位教务科员,总务处负责全校的后勤管理、生产劳动、运输合作社与农场,校部只设秘书一人,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和各部门的协调工作。学校领导能充分发扬民主作风,设立了全体教职工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教职工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实施对学校的民主管理。在学生中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学生会干部,校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并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文体和社会活动。学校实行供给制,建立了伙食会议制度,以保证师生员工的生活。为了切实贯彻民主管理的原则,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学校在教职工和学员中倡导大胆质疑和大胆提出问题,通过墙报等方式,对学校管理、伙食、卫生等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和批评,树立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学员与教员、领导与群众完全是平等的。

      民主自由、朝气蓬勃是延安作风的特征,延安大学始终注意保持和发扬这种特色,因此,师生员工的生活、学习、工作紧张而愉快。从新解放区和蒋管区来延安的知识青年,都对延安这块民主圣地怀有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之情。学校为了使这些青年学生了解延安,了解延安人民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一进校就组织他们参观延安的机关、学校和农村,让亲身感受解放区民主自由的新生活。经过参观学习,同学们不仅对边区自由民主的新生活有所了解,而且亲身体验了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4、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加强实践性环节,既重理论又重实际。    延安大学依据“培养为陕甘宁边区服务的各种建设干部”的宗旨,改革了教学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教育方针,十分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其作为全部教学内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各专业班经常结合本专业特点,组织实践活动及生产劳动。边区及全国发生的每一件重大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在校园里都会得到积极反响。

      在医治战争创伤的过程中,广大师生发扬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校舍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自己动手修复校舍,没有床板就上山里割茅草打地铺,没有菜吃就利用课余时间开荒种菜,没有衣服就靠自己的双手缝制。每年寒假,学校都要组织大批师生下乡,帮助各级地方政府举办冬学,充当冬学教员。《解放日报》曾对延大师生在冬学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过大量报道和介绍。延大的文体活动十分活跃,校园经常是歌声回荡。

      5、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调课程,编教材。

      从解放战争中期开始,延安大学的教师队伍相应加强,教师主要从边区政府机关中选调,也从来自蒋管区和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从毕业学生中选留,学校还从校外聘请了不少兼职教师。教学活动是根据不同的学生结构和培养目的而安排的,因此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尽相同。政治系偏重于政策的学习,多采取小组讨论和集体研究;经建系偏重于基础理论知识,重视课堂讲授与自我学习;文艺和教育两系则偏重于实践和实习。

      学校在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发扬民主精神,提倡质疑和辩论的学风,坚持真理不能盲目接受的原则。学校重视专业课的学习,重新调整课程设置,将全校课程分为政治课、一般政策课、业务政策课、业务专业课4大类。各类课程所用教材和参考书,由学校教育处组织业务小组和各科教员一同进行研究和编写。教育、文艺、政法诸系各门课程的教材,主要由各科教师与教育处的业务研究小组共同编写。

      整个解放战争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负责同志多次亲临学校作报告、指导工作,为延大在战争条件下办好学校指明了方向。延安大学坚持教育为战争服务,坚持依靠群众,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各项任务,将学校办出了特色,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对延安大学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继承与发展。至于解放区高等教育的许多优良传统,比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勤俭办学等,建国以后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

      延安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视革命教育、培养革命与建设人才的思想,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的满腔心血,浸透着老校友们的顽强战斗精神。延安大学的教育,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密切结合的教育,是弘扬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教育,是鼓舞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这种革命教育,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体现了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办学精神,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刘建德 袁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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