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地名都是当地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内，他们所起用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所以从沿用至今的地名中可以透视古代的文化。陕北地名及其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本文只择其要讨论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教各位同好。
一、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民族地理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由于历史变迁，陕北许多地名演变较为复杂。各民族的迁徙杂居造成有些地名至少包括三重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产生较早，可以称为“底层地名”。发掘研究“底层地名”可以了解掌握古代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
这些地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如延安，延长，延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
“稽胡族”在北魏称“山胡”，北周称为“稽胡”。历史学家认为“稽胡”为南匈奴的一支。匈奴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余年， 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二百年，给中国历史以较大的影响。匈奴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自七、八世纪以后，匈奴语已经成为一种死的语言。”现有的匈奴语汇是由两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其能依据文献探求语义的只有几十个。延川县文安驿，北魏时曾设文安县。《太平寰宇记》载：“魏置文安县，以稽胡为淳，取‘文德以来安’之义。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的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以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命名的。
库涡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宜川县载：“库涡川在县西北二十里，从云岩县界入，合丹阳川。《图经》云‘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在 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涡，因此为名。”现宜川城北二十里有交里川，北川自云岩界入，于交里乡政府驻地处合交里川，即库涡川，再与西川汇合后名仕望川，即丹阳川。至今宜川方言把点香的香炉仍称作库涡。宜川县党湾乡古土村当地老乡读 kutuo，疑是库 。
库利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延州临真县（按今延安临镇）载：“库利川在县北一十五里，按曷鸡川耆老云：‘土地沃壤，五谷丰饶，胡称贮旧谷为库利’。”现宜川县云岩河即库利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
•陕西省》自然地名河流“云岩河”条下诠释：“古名定水、黑水。又称汾川河、库利川。临镇以上谷宽在１２０＿＿５４０米之间，临镇至新市河多跌水，谷宽展至４００＿＿７００米。 ”又自然地名“陕北高原”条下云：“陕北高原的河流多注入黄河和渭河，其干、支 流的中、上游段多宽川地，是黄土高原的‘米粮川’”。
渭牙川：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云岩县：“渭牙川在县北二十五里，从西延州延长县来，五十里入延州门山县，川内有水木，稽胡唤水木为渭牙，因以为名。”现宜川、延长分界水雷多河即渭牙川。《宜川县志》（清乾隆本）：“雷多河，一名泽泾水，又名渭牙川（在县并一百二十里），源出延长县屯儿湾山岔。 ……陕西通志云：‘泽泾水即渭牙川也’。”延长县有可也村，宜川云岩镇境内原有可野寺。“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河（为稽胡人）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惟北面一路通人也”。（《太平寰宇记》） 从这些“底层地名”中，我们可以掌握稽胡族在陕北分布的大致范围：即今延川文安驿以南，宜川仕望河以北，延安市南泥湾以东的长条地带。
陕北靠近内蒙古的县市，地名命名来自蒙语，受蒙古族影响较为明显。如含有“海子”（海则），“敖包”（阿包）的地名：忽代海子，大海子（榆林）；巴达乃海子（靖边）；昌汗敖包（榆林），大阿包（神木），敖包焉（府谷）等。蒙古人把湖称为“海子”。《元朝秘史》中把今天的贝尔加湖与呼伦湖，称为“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蒙古族是马背上兴起的民族，它们对马的区分很细致，但漠北缺水，对水域的语言非常贫乏，只用两个词汇“海子”（纳语儿）和“河”（沐涟）统称。敖包，蒙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地方，这些地名沿用至今，是陕北多民族文化在地名上的一种反映。另外 如西楚霸王项羽曾立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故址在今延安市以东），黄陵县西汉为翟道县，可见春秋时白翟族活动的范围。吴堡县，魏晋时，匈奴族人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安置从关中俘来的军民（吴儿）。宋时，党项羌又设“吴堡寨”。
二是以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
历代兄弟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绝大多数是双音、三音。其中有所谓“代北复姓” 和“关西复姓”。代北泛指汉晋时期代郡和唐代以后代州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居住过北方少数民族。关西指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甘肃等地区，也是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今陕北洛川、宜川、富县、延长就有不少以北方少数民族复姓命名的地名。
如羌族，现代的羌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而古代羌族分布的地区要广阔得多。西汉含羌字地名有：羌谷水（凉州，张掖郡），羌道（凉州，陇西郡），羌水（凉州，陇西郡）。这些族称地名分布区相当于现代的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陕北富县有羌村，唐诗人杜甫避难之地。富县羌村地名，说明至少在唐以前羌族人在陕北就活动过。事实上在陕北地名中与羌族有关的还很多：
同蹄：洛川县旧县镇有上铜堤、下铜堤，其中“上”、“下”为汉语方位词，“铜堤”乃“同蹄”之讹，是历史上羌族的姓氏。《广韵
•东韵》：“同，齐也，共也，又羌复姓有同蹄氏。”《洛川县志》：“前秦（３５０—３９５）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旧县镇铜堤村、永乡当川村、京兆乡弥家河村等即为当时的羌族村 落.铜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堤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
钳耳：富县钳二是钳二乡人民政府驻地。“钳二”是“钳耳”谐音讹误。 （富县“耳”读上声，调值为高降调，与普通话“二”同音）钳耳，历史上西羌姓氏， 其先姓王，后改姓钳耳，为羌中强族。（《魏书
•王遇传》） 屈男：富县羊泉乡有曲男村，曲男疑为屈男之讹。屈男，西羌部族，以部族为姓氏。《广韵．物韵》：“屈，拗曲，又复姓有屈男氏。区勿切。”
当然以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如：
乞佛： 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上”、“下”为汉语方位词； “乞佛”为历史上鲜卑族姓氏。北魏有并州刺史乞佛成龙（《魏书．文成帝纪》）。 “西秦乞伏国仁，本陇西鲜卑乞佛部酋帅，因以为姓。”（《通志
•氏族略》）乞伏亦作乞佛、乞扶（《中国姓氏集》）。鲜卑族，在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 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西北地区建立政权，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新编《洛川县志》载：”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亦为鲜卑族统治，其部族聚居村落为数甚多，今朱牛乡有乞佛村，是乞弗（亦作乞伏）之讹。”
哪合：富县吉子现乡有哪哈塬，哪哈疑为哪合之讹，哪合，原为女真族姓氏。
丘林：宜川县有秋林乡，秋林是乡人民政府驻地。秋林疑为丘林之讹。 丘林，匈奴族姓氏。《后汉书
•匈奴传》：“单于姓虚连 ，异姓有呼衍（呼延）氏、 丘林氏……”《姓氏急就篇》：“丘林，匈奴姓。”
赫连：宜川县有赫列畔，赫列疑为赫连之讹。赫连，匈奴族姓。《夏录》 ：“其先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渊之族，姓铁弗。勃勃称王于朔方，国号夏，改姓赫连氏。”
舍利：延长县七里村乡，有舍利庄。舍利，以部落名为姓氏。“北番酋帅舍利部大人，因氏焉。”《通志
•姓氏略》
呼延：延长罗子山乡有呼延村。呼延，匈奴姓。“匈奴四族有呼衍氏，入中国改为呼延氏。”（《元和姓纂》）
关键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