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4年2月2日 20点25分
地点：陕西延安宝塔宾馆318室
人员：康玉岩、马盛德、胡晶莹、李端
李增恒，艺名“六六旦”，1928年生，绥德县就艽园乡蒲家洼村人。十二岁学跳秧歌，因学艺时年龄较小，家中排行老李，以后在秧歌的表演中他扮演的“包头”（女角，又称“旦角”）扮相俊美、舞姿婀娜，特别是他的“跌软腰” 、跑“圆场步”等动作轻盈、飘逸，被群众誉为“水上漂”，当地百姓叫他为 “六六旦”。从此，“六六旦”这个艺名闻名整个陕北，并成为全国著名的民间艺人。1988年，“六六旦”艺人曾随榆林民间艺术团出访法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受到国际友人的普遍赞誉。尽管今天我们见到的“六六旦”现已年过花甲，但仍能惟妙惟肖地塑造出陕北妙龄少女天真可爱的动人形象。
（以下李增恒简称李）
问：您对您艺术的传承问题是怎么看的？
李：后继无人。我觉得我学这个艺术不是要给个人留下什么，而是要把它留给国家。我现在拿着国家的工资，如果不能把这个艺术留给国家我觉得很惭愧。我现在还能跳、还能说，虽说不能再像二三十年以前那样，但还是能比划两下的。
问：我第一次看您跳“踢场子”的时候还是1984年。当年，也就是20年以前您还是风采依旧。
李：（笑）那时候我是56岁。
问：您的这种艺术如果传不下来那真是一种遗憾啊。后继无人，这在民间艺术传承上的确是一个问题。
李：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我拿着国家的工资是白拿的，我非常希望把我的艺术留给后人、留给国家。
问：现在在陕西像您这样跳“踢场子”的民间艺人还有谁啊？
李：怎么说呢，崔家湾的贺聚义（音）跳的“踢场子”的风格与我们的不一样，它比我年轻，现在也就60岁。还有像我们芦家湾也有人在跳。
问：那年轻一代的现在跳得有模有样的有吗？
李：有，但有时候去指导他们的时候又有所顾忌，怕他们说，“你跳得好，我们可跳不成你那样。”如何拿扇、翻扇，这些娃娃有时候理解不了，所以风格他们就掌握不了。
问：您是几岁开始跳“踢场子”的？
李：49岁。启蒙老师叫严文斌（音），他是榆林地区的，原来担任过绥德县的村支书，跟我同岁。
问：那你再跟他学之前有基础吗？
李：1947年我们村里来了个要饭的，他会唱，当时没有鼓和镲，就用脸盆、石头、瓦块敲着唱。他家离我们村5里地，叫林新槐（音），绥德林家街村人，常来要饭。林新槐的爷爷当年是个地主，到他这辈就穷困潦倒了。我21岁那年正月，有一次看到村里人都在围观，我就去看，那时我第一次与他跳。
问：二人场子的唱词您会吗？
李：我嗓子不好，主要是跳。那时候好多人都愿意教我，说我跳得好、有悟性。后来我们村又来了一位老师，跳得非常好。林新槐虽然跳得好，但他不务正业，人们不愿跟他打交道，所以我以后就跟着这位新老师跳了。
问：那您一直是跳“旦角”了？
李：对对对。因为严文斌就是跳“旦角”的。他教我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跳起来还是很利索。“生角”要得是脆、帅，以前社会比较封建，看“踢场子”的观众都要用线把男女分开，男的不能到女的这边，女的也不能到男的这边。观众都要分开，更别说演员了。演员都是男的扮女的，跳的时候谁也不能看谁，都是听着鼓点，他跳他的我跳我的。老一辈艺人就跟我们说，互相瞅的、互相看的都是不正经的。好比说谁哪儿错了、一下笑起来了，就会有人说，“不要笑，否则观众会骂的”。
1955年，歌舞团有个叫刘燕平（音）的来选拔节目，选上我们了，让我们去绥德礼堂演出。哎呀，我长到27岁还没见过礼堂，也没有去过绥德。那天晚上，我演的时候，无意中一转身笑了一下，这时刘燕平上来问我说，“你以前怎么不笑啊”？我说，“我不敢啊”，他说，“你笑得很好啊，比如说对方看你了、瞅你了，你也要看他嘛，也要笑嘛，以后你就笑”。就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笑了，之后观众都反映，效果非常好。
问：李老师，您是49年学的“踢场子”，您知不知道在这之前有没有“踢场子”，有的话又是什么样呢？
李：有。他们就是戴个草帽圈子，跳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动作笨。他们教给我们动作后我们再自己改。他们没有像我们的扛肩子等动作，他们男的就带一个胡子，女的不管老少都打扮成十五李岁的娃娃一样，头上再绑一个绸子、戴一朵纸花，没什么讲究，就为了好看，穿的是两扇扇裙。1955年以前就是这些打扮。自从那次在绥德演出后服装才变了。
问：1955年第一次民间文艺会演毛主席看过么？
李：毛主席看了，当时就在天桥中直礼堂那儿演的。再给毛主席演之前，我们有一个全国民间文艺会演的选拔赛，我那时候不知道选拔赛是个啥，只觉得与往常不一样。服装穿上后再检查好几遍，还专门请了化妆师。化好之后一检查，怎么一个眉高一个眉低啊，就赶紧洗了再化，光化妆就化了三次。演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不敢把扇子、绸子丢了，就把绸子绑在手指上。那时候没有扎头发用的皮筋，就从裤带上扯下一绺线来，用他绑绸子、绑扇子，这就掉不了了。总之，为了不掉道具，我们各人都想尽了办法。
现在主席看节目都是在正面座着，那时候毛主席他们就坐在旁边的观众席上。
问：其实这是主席对演员的照顾和爱护啊，因为很多演员在台上一看到主席就激动得演不了了。
李：评委在演出之前给我们提意见了，一是不许我们看观众，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敢看观众席，不管哪个领导，我都不看；二是“生角”不让戴胡子了，说戴上胡子就看不出到底是父子还是夫妻了，所以第二天的演出我们的胡子也就摘掉了，我的眼睛就只随着道具转。那他们原先为什么戴胡子呢，是因为他们“生角”没有动作，戴上胡子后可以一撩、一掀，不戴胡子就干巴巴的不好看，戴胡子就是为了遮丑。
问：是否以摘胡子为契机，“生角”的动作就开始有所发展和创新了吧。
李：对对对。从装饰的改革带动了舞蹈形式的创新。女子头上的装饰也改变了。头上就扎羊肚子手绢，再扎英花，改成穿筒裙，有四五米长。转起来就会很大、很好看。其实在民间大家不穿裙子，不用说裙子，连妆都不化，就拿过年贴对联的红纸涂腮红、涂嘴唇。自从1955年那次汇演之后，我们也从绥德弄了一些化妆品，也开始化妆了。那次演出时，正赶上我父母合葬，但因为演出，没能回家戴孝。
问：1955年在西安的那场演出是否是“踢场子”由广场艺术第一次登上舞台？
李：对。在广场跳的时候，四面都是观众，上舞台之后只有一面有观众，我那时27岁，个头也小，一上台就懵了，哪是前哪是后都分不清了。我们村的一个老爷爷在演之前跑来跟我说，“你要好好演啊，你是咱们村第一个出来演‘踢场子’的人啊”。可是等我演完之后他却问别人说，“怎么李××没演啊”，（笑）他居然没认出我来。
问：这么多年您跳“踢场子”就没有间断过吧。
李：（沉吟）也有过间断。文革时间断过7年，红卫兵不让我跳。
问：那在这7年间您都做过么呢？
李：劳动、种地。1955年后我加入了合作社。
问：文革那几年人家不让你跳，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李：哎呀，想跳但又不敢跳，红卫兵闹得厉害，形势不同嘛。有一次我们一个叫做葛冠壮（音）的县长就提出来要看我的二人场子，我就说我不想跳，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那个二人场子扭扭捏捏、女里女气，不好”，县长说，“你就跳吧”。可我跳完之后，他又打起官腔批评我，我就痛哭流涕，别人安慰我说，“县长不是批评你，是批评秧歌”，我说，“这个秧歌就是我的”。这之后我就不跳了。我对我的“踢场子”没信心了。再恢复跳已经是77、78年了，那年西安开了一个“秧歌研讨会”，底下坐着的都是陕西文艺界的同志，他们都一起喊口号说让我跳，可我就是没心情跳，感觉两个胳膊甩不起来。大家为我为什么，我说，“我一跳‘踢场子’”就想起那个葛冠壮，但在底下的李开芳、冯玉英的一再要求下，我就甩开跳了，思想这才得到了解放。到现在我还是一腿疼就跳秧歌，跳起来就什么病也没有了。
问：国外您去过么？
李：去过法国、瑞士、香港、苏联，是应人家邀请随艺术团去的。
问：在国外演出反响如何啊？
李：很受欢迎。虽然我听不懂外语，但他们打的手势我能看懂，都冲我翘大拇指。1981年，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十分想看我的演出，他从北京打听到西安，从西安打听到延安。可我那时在榆林，就没能见上面。后来那个澳大利亚人大听到我会在1982年到北京演出，就在北京等了我3个月，最终看到了我的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他由团里的领导和贺专员的陪同下到后台来找我。见面后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学的，老师是谁啊？”我一一作答，可是由于急着上台演出，妆还没有化好，所以匆匆说了几句就结束了谈话。
问：最近几年出去演出过吗？
李：没有。退休了嘛，退到了榆林民间艺术团。
问：您在退休之前的职称是什么呢？
李：我评了三级演员，并且现在拿着900多元的退休金。其实给我200我也不嫌少，我图的不是钱，图的是能把这个艺术传下来，能有个接班的就行了。等我去世以后，人们还能说起这就是李××的“踢场子”我就知足了。
问：现在您有没有如意的接班人呢？
李：说起来大家都想学，可是一真学起来又没有那么大的劲头。唉，我觉得我拿这个钱如果不好好干，等于上骗了国家、下骗了老百姓。我55岁的时候把我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我很兴奋，决心要好好干。
在1982年，策划成立这个民间艺术团的时候，文化部艺术局的万专员和榆林地区的贺专员以及榆林文化局的尚局长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你觉得榆林地区成立民间艺术团好还是不好？”我说，“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为什么呢，因为成立了艺术团民间艺术就可以保留下来了，不成立呢，民间艺术也许就会消亡。但成立也有成立的弊端，歌舞团是个赔钱的单位，这样就得靠国家养活，给国家增加负担。”然后领导又问我，“如果成立民间艺术团，你愿不愿意加入啊？”我说，“我愿意也不愿意，为什么呢，我之所以愿意，是因为加入了艺术团我的艺术就可以保留下来，说不愿意，是因为我进了民间艺术团的话就不能再给家里创造经济条件了。”这时榆林地区的万专员就跟贺专员说，“你们把李老师当作艺术团的人，给他发工资，但还让他呆在农村，如果有演出，你们再把他请来。”就这样，榆林民间艺术团就成立了，我也参加了进来。
问：实际上民间艺术团成立以后人们只要一听说有“六六旦”的演出，票马上就定完了，所以李老师还是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家里做点贡献。您为村里人跳“踢场子”和在舞台上为观众跳“踢场子”有什么不同吗？
李：有不同。在广场上跳，场地大，你跳细腻了不好看，而且因为四面全是观众，他们也看不清。你要放开了放大了去做，尽量夸张、活泼。在舞台上呢，只有一面有观众，那就要做得细腻、规范、标准，这样观众才觉得有看头，而且舞台有空间限制，你不能把动作做得过大，要控制好。我在广场上跳，一般能跳40分钟左右，并且还有拜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规矩。其实拜五方的动作大都是重复的，但观众还是十分愿意看。在舞台上就只能跳10分钟，甚至是5分钟，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跳，动作还没跳完呢就该结束了，火候还没到、我还没来得及发挥呢（笑），我只好每个动作做一点、做一下。现在这两个场地的转换我已经很适应了，我通常把在广场上的一些过于粗犷的动作改得柔美细腻些放到舞台上，并且我还会吸收其他舞种的动作进来，例如花鼓灯的“碎抖肩”、戏曲中小旦的步伐等等。观众们看了虽说好，却不一定能看出其中的奥妙。
李开芳有一次问我，“李老师，你这个动作是新的吗？”我说，“我是吸收了戏曲青衣里头甩袖的动作，并且还吸收了青衣的步伐，我把青衣的步伐和踢场子原来的步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走法。”我为什么要改呢，原来的“踢场子”的步伐没有起法儿、没有变化、过于死板，经过改动之后，看起来比原来就俏多了。
我改了动作，却出现了一个问题。以前，二人场子的动作大多没有名字，北京舞蹈学院让我去给学生们教课，学生们就问我，“李老师，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我说，“哎呀，我还不知道呢，等我回去问问比我年长的艺人们，看他们是怎么称呼的。”后来我问那些老艺人，可他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就只知道“二起脚”、“三脚步”。他们说，从前闹秧歌就是随心所欲地跳，没人给他们取什么名字。于是我到了艺术团以后就试着一一给它们取了名字，什么“盘头扫地”、“翘门槛”、“跳三步”、“扶英花”、“摘金环”、“凤凰单展翅”等等。就此我还征求了团里领导的意见，他们都说好，可我还是不放心，不知道这么取合不合适。我就自己出路费、买上罐头饼干，去绥德拜访几位老艺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我把这些名字一说，大家都觉得很好，唯独有一个“翘门槛”，他们说原本这个动作就叫做“翘门槛”，十分巧。有了名字就好教了，也利于传承。
问：实际上您已经把它规范了。那除了上身和步伐的改革，您对二人场子还有其他的创新吗？
李：原本这个二人场子就单是围着场子转，没有更多的变化。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为了更好地丰富它的表现力，我设计了“面对面”、“背对背”、“侧身”的造型。我还在裙子上进行了改革。从前是筒裙，我把它改成下摆很大的裙子，这样演员转圈跪地后，就会在地上形成一个大的莲花形，中间还有气泡，人像坐在莲花上一样，十分好看。这些改革都是在艺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本站注：在绥德，“宁听毛蛋儿的唱，不上那神仙的当！”，“宁看六六旦的走,不喝那蟠桃酒!”，这两句非常出名。毛蛋儿就是李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