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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艺人--贺四(子长)

2007-5-31 0:00:00 来源:网络 作者:未知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一个女人的一双鞋,要动用老锤擂、铁撬撬,二十四个鞋匠分头加班加点大半年才完成“主体工程”,而其中的一只鞋,八个人抬不起,再来八个也不中用,二十四壮后生累得腰酸背疼抬过来,这女人穿起来竟然还嫌小,有谁能够想象这样的奇事呢!更夸张的还在后面:二百头老绵羊被五匹苍狼追得落荒而逃,女人的一只鞋却把它们扣了个严严实实,而她情急之下的一泡尿,竟把这一切全都冲到太平洋,其中还有两个可怜的放羊老汉……
      2003年10月14日九时许,在西安荞麦园食府里,慕名而来的文化人济济一堂,来自子长县柏山寺的贺四率领他的的三个徒弟正在给人们演说《大脚娘》。
      “这分明是陕北的《巨人传》嘛!”一位青年学者说,“贺四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改造了陕北说书的形式,更在于他对民间曲艺的成功经营,总体来说,可以称得上陕北说书的集大成者,唯一的缺憾,是他的嗓子不好了。”
      “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据说一幅字曾卖过上万元的马治权先生在散场后慷慨地邀请贺四:“我要送给你一幅书法作品!” 
      当晚十一时,贺四一行还应邀到长安县为刘文西的七十大寿说书助兴,翌日,睿辰文化公司的老总又把他们请到自己的新居去“暖窑”。
      就像一股龙卷风,贺四和他别开生面的陕北说书使在西安的许多陕北人想起了故乡,也引起当地媒体的密切关注,笔者追随数日,就陕北民间艺人的生存现状,以及贺四的从艺之路进行了深入采访,以飨读者诸君。
      对于贺四,说书是为了吃饭,更为了“过瘾”——一个人独占所有的表演机会。
      贺四原名叫“贺连善”,因他从小“丢丑”丢得好(丢丑,指陕北道情戏里的丑角表演),在弟兄辈里又徘行第四,老百姓便亲切地呼他“贺四”。久而久之,当地人借高利贷要请仗义直言的贺四作担保,为儿女办婚事要从见多识广的贺四这里打听对方的家底和人品,也有人彼此闹了意见请他去“说和说和”,真正的那个贺连善为何许人,知道的人却少了。
      贺四说书,至今操着浓重的横山口音,他的老家原本在横山县双城乡岗城村(该村以一座古城堡而得名)。自古以来,陕北乃饱受天灾人祸的苦焦地方,因家境贫困,贺四的爷爷便举家而逃荒到延安一带的蟠龙寺沟,谁想立脚未定,一月之间死了两口人,不得已又搬迁到贺四的大姑所在的柏山寺。
      柏山寺不仅是香火旺盛的佛门净地,也是驰名陕北的道情窝子。这里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于是贺四的父亲贺锡财便成了小有名气的旦角,逢到庙会唱大戏,他是装女人的角色,遇有红白喜事,他又成了唢呐班子里的吹手,如此惨淡经营,聊以养家糊口。
      1967年,贺四出生,正值文革时期,以其父贺锡财和李生贵为首的道情班子早已被迫散伙,但私下在家里,或上山劳动时,人们还是习惯于吼喊几句道情调子。少年贺四虽则异常调皮,但耳濡目染父亲的唱腔和身段,举手投足竟也维妙维肖。于是,李生贵常跟他的父亲念叨,咱村里著名丑角张树清老人的衣钵,就看这小子能否继承了。
      1981年,贺锡财与李生贵重新搭起当地的道情班子,贺四虽然只是串演个小小的丑角,但已足以让人捧腹而少年成名。“我记得一次庙会上唱大戏,乡上的武装干事认为我们搞封建迷信,把人都赶跑了,我就逃进玉米地里”贺四说:“庙会的会长偷偷打发人给我送来油糕和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我就想将来当个有名的丑角,好好丢丑,叫大伙都乐个够。”
      此后,贺四除了唱戏,还跟着大哥他们去吹唢呐,迎来送往,贺四本身能挣一块五毛钱,为了增加收入,他还按照当地的风俗去“送喜”,他先去给主家说上一段吉利话,再上2元礼金,主家就给他退回4元,这样他可以从男女双方的家里额外挣来4元,一回事情办下来,他一个小毛孩子就能收入五块五毛钱,在当时的陕北,这可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了!
      然而,贺四最爱的还是道情,但一年中有庙会的日子实在太少了,他总想出头露面,却苦无机会。16岁那年,韩信杰老人来村里说书,贺四听罢大吃一惊:想不到,一个人弹着三弦,自说自唱,竟然可以把一部书里所有的角色全都包了,这比唱道情还过瘾啊。
      此后,贺四拜韩信杰为师,学习说书。贺四跟韩信杰学说书断断续续拖了三年时间,集中起来却只有五十多天。因为他总是交不起每年200元的学费。在过去的说书人,就图个混口饭吃,落几个零花钱。青年作家狄马先生曾讲起陕北盲艺人韩杰明的一件趣事:七十年代时,艺人出去说书,人家只管一日三餐,再由本村另记工分。有一回,韩杰明来村里说书,老百姓太穷,给他管不起好饭,韩杰明吃不好,就不卖力说书。大伙都不满意,说:“我们自己吃高粱,给你吃白面,你咋还不好好说上一阵子呢?”老人家回答说:“你们那也叫面?碗大汤宽一根面!”言下之意:我尚且饿着肚子,哪有心思说书呢?
      如此,贺四交不上学费,师傅便不愿教他。所以,在能够跟随师傅的日子里,贺四只能拼了命地学,师傅白天给他“过词”(陕北说书的剧本),晚上他听一遍,就可以把一本三个小时的正书一字不差地弹唱出来。韩信杰畏惧徒弟的聪明,为自己日后的饭碗计,再不肯教他了。   然而,贺四说书既然为了过瘾,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在村里,只要两毛钱,他就愿意给人家说完整整一部《杨家将》,而且他的说书,又加上道情里的表演手段,令人耳目一新,名声逐渐盖过了师傅。
      “贺四的名气是多年的积累,从小他唱戏爱丢丑,跟我们出去吹唢呐,嘴里又能来,说得好听,又学了说书,于是,不管庙会上唱道情、说书、办红白喜事,好象那里都有他,”贺四的哥哥贺三说:“一来二去,这名声就闹腾大了,再加上他为人诚实和气,大家都愿意跟他来往,他的婆姨,也是从小就见识过个贺四的,说他‘人虽小,可能得很!’用现在的话说,她就是贺四的追星族吧!”
      从一把三弦、一人说唱,到师徒数人分角色操练“书剧”,他们有了更多挣钱的机会。
      1992年,已经在陕北各地辗转说书近十年的贺四,终于被张俊功先生破格收为非但不交学费,还要挣一份工钱的门徒。在陕北的说书艺人中,张俊功是不仅在整个陕北,而且由于他的说书磁带的广为发行而在全国具有知名度的一代大师,也是贺四神往已久的传奇人物。关于张俊功说书的特色,狄马先生在他的《贺四说书》一文里总结道:“张俊功对陕北说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将传统的一人自弹自唱,在他的手里演变为弹唱分开,由三四人分领不同的角色,互相酬唱应答,初步具有了戏剧表演的味道。但张俊功年纪大了,又没有学过戏剧表演,人物也只是在唱腔和道白上有简单的分工,并没有根据剧情需要给每个演员配置一定的动作。这就给14岁就粉墨登场的贺四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永远尊重张先生,不仅在于老人家的人品。见到他,我才知道保护嗓子的一些基本常识,张先生走的都是县城和集镇地方,见的也都是大人物,跟着他我开阔了眼界”贺四说:“他的唱腔自成一派,更加柔和、更加婉转,而且对于声音的每个细节的处理恰到好处。使人不仅能听清楚他说的内容,而且爱听他的腔调。”
      受张先生的启发,贺四琢摸着说书和戏剧结合的路子,提出了“走场说书”和“书剧”的概念。在张俊功“站场说书”的基础上,他充分地融入了戏剧的表演技巧,发挥自己唱道情的特长,给每个主要角色配置了大量的动作和身法,使人又爱听书的内容,又爱看他的表演。为了越来越向戏剧靠拢,他增加了配器的种类,由单独的三弦和竹板,发展为三弦、竹板、板胡、二胡、笛子、铃子。此次西安之行,贺四还购置了两套功能齐全的音响设备,他还想附加演员服装和化妆,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具,形成小型的活动舞台,更远的设想是跟一些文化公司合作,把他所梦想的“书剧”变成光碟,使更多的人都来看都来听,让陕北说书传播得更远。
      “陕北、内蒙一带的人都欢迎我们的这种改变,在内蒙,牧民们都是几十里路上骑马赶来,听完看完再连夜赶回去。”贺四说:“张先生也赞同我的试验,他说过我一辈子只承认三个徒弟,你贺四就是一个!” 
      从徒步赶场,到南征北战的“信息化部队”,贺四盘活了民间曲艺的生存空间。
      在荞麦园食府说书的那天晚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贺四正在台上非常投入的表演《杨家将》,腰间别的手机却急促地鸣叫起来,贺四停下来,低头看了看,关掉手机,又接着拿腔作势地继续表演。
      这一幕使在场的观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事实上,贺四的每个徒弟都有一部手机,前几年,他们还用过传呼机。无论在那里演出,贺四在开场白之前,收场之后,都会用说唱调子巧妙地告诉人们自己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以及手机号。碰到“有意向”的客户,他还会郑重地奉上自己的名片——正面印着:“子长县贺四曲艺演唱队”和联系人电话等,背面印着“业务范围”,包括说书、庙会道情、红白喜事、开业典礼等十数项。
      这支演唱队合则十多人乃至数十人,分则三五人,更小的一个人也可以出去。无论陕北各地还是内蒙一带,一个电话,准时赶到,一场下来,少则收入三五百元,多则三四千元。“干我们这一行,信用最关键,不管多远的路,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准时赶到,不得有误”贺四说:“我有几十个徒弟,凡是经常跟我出去的,人人都有手机、都买了摩托,合起来我们就是正规军、是信息化部队,分开来也可以是小分队、游击队,我们尽可能保障自己的效率。”
      时代已经使陕北的民间曲艺从内容与形式、从传播的渠道和范围,发生了质的变化,贺四随后告诉笔者:以前独步赶场子时,一年累死累活没有几个钱,现在这种搞法,他去年一年就挣了三万多,他现在也有能力经常和县上的剧团合作,他还想买三轮车、面包车甚至更大更多的车,还可以成立个演艺公司什么的……
      行文至此,笔者颇多感慨:至今还有人以为陕北就是“白羊肚子手巾红腰带”,就是“小米饭,南瓜汤”什么的,并且竟然还有一些所谓的美院的“艺术家”,自己带着预先准备的“陕北民俗服装”,去给当地的农民穿上,大搞什么“陕北写生”,“民间风情”的采风活动。不知见了贺四和他的表演,他们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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