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一双鞋，要动用老锤擂、铁撬撬，二十四个鞋匠分头加班加点大半年才完成“主体工程”，而其中的一只鞋，八个人抬不起，再来八个也不中用，二十四壮后生累得腰酸背疼抬过来，这女人穿起来竟然还嫌小，有谁能够想象这样的奇事呢！更夸张的还在后面：二百头老绵羊被五匹苍狼追得落荒而逃，女人的一只鞋却把它们扣了个严严实实，而她情急之下的一泡尿，竟把这一切全都冲到太平洋，其中还有两个可怜的放羊老汉……
2003年10月14日九时许，在西安荞麦园食府里，慕名而来的文化人济济一堂，来自子长县柏山寺的贺四率领他的的三个徒弟正在给人们演说《大脚娘》。
“这分明是陕北的《巨人传》嘛！”一位青年学者说，“贺四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改造了陕北说书的形式，更在于他对民间曲艺的成功经营，总体来说，可以称得上陕北说书的集大成者，唯一的缺憾，是他的嗓子不好了。”
“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据说一幅字曾卖过上万元的马治权先生在散场后慷慨地邀请贺四：“我要送给你一幅书法作品！”
当晚十一时，贺四一行还应邀到长安县为刘文西的七十大寿说书助兴，翌日，睿辰文化公司的老总又把他们请到自己的新居去“暖窑”。
就像一股龙卷风，贺四和他别开生面的陕北说书使在西安的许多陕北人想起了故乡，也引起当地媒体的密切关注，笔者追随数日，就陕北民间艺人的生存现状，以及贺四的从艺之路进行了深入采访，以飨读者诸君。
对于贺四，说书是为了吃饭，更为了“过瘾”——一个人独占所有的表演机会。
贺四原名叫“贺连善”，因他从小“丢丑”丢得好（丢丑，指陕北道情戏里的丑角表演），在弟兄辈里又徘行第四，老百姓便亲切地呼他“贺四”。久而久之，当地人借高利贷要请仗义直言的贺四作担保，为儿女办婚事要从见多识广的贺四这里打听对方的家底和人品，也有人彼此闹了意见请他去“说和说和”，真正的那个贺连善为何许人，知道的人却少了。
贺四说书，至今操着浓重的横山口音，他的老家原本在横山县双城乡岗城村（该村以一座古城堡而得名）。自古以来，陕北乃饱受天灾人祸的苦焦地方，因家境贫困，贺四的爷爷便举家而逃荒到延安一带的蟠龙寺沟，谁想立脚未定，一月之间死了两口人，不得已又搬迁到贺四的大姑所在的柏山寺。
柏山寺不仅是香火旺盛的佛门净地，也是驰名陕北的道情窝子。这里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于是贺四的父亲贺锡财便成了小有名气的旦角，逢到庙会唱大戏，他是装女人的角色，遇有红白喜事，他又成了唢呐班子里的吹手，如此惨淡经营，聊以养家糊口。
1967年，贺四出生，正值文革时期，以其父贺锡财和李生贵为首的道情班子早已被迫散伙，但私下在家里，或上山劳动时，人们还是习惯于吼喊几句道情调子。少年贺四虽则异常调皮，但耳濡目染父亲的唱腔和身段，举手投足竟也维妙维肖。于是，李生贵常跟他的父亲念叨，咱村里著名丑角张树清老人的衣钵，就看这小子能否继承了。
1981年，贺锡财与李生贵重新搭起当地的道情班子，贺四虽然只是串演个小小的丑角，但已足以让人捧腹而少年成名。“我记得一次庙会上唱大戏，乡上的武装干事认为我们搞封建迷信，把人都赶跑了，我就逃进玉米地里”贺四说：“庙会的会长偷偷打发人给我送来油糕和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我就想将来当个有名的丑角，好好丢丑，叫大伙都乐个够。”
此后，贺四除了唱戏，还跟着大哥他们去吹唢呐，迎来送往，贺四本身能挣一块五毛钱，为了增加收入，他还按照当地的风俗去“送喜”，他先去给主家说上一段吉利话，再上2元礼金，主家就给他退回4元，这样他可以从男女双方的家里额外挣来4元，一回事情办下来，他一个小毛孩子就能收入五块五毛钱，在当时的陕北，这可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了！
然而，贺四最爱的还是道情，但一年中有庙会的日子实在太少了，他总想出头露面，却苦无机会。16岁那年，韩信杰老人来村里说书，贺四听罢大吃一惊：想不到，一个人弹着三弦，自说自唱，竟然可以把一部书里所有的角色全都包了，这比唱道情还过瘾啊。
此后，贺四拜韩信杰为师，学习说书。贺四跟韩信杰学说书断断续续拖了三年时间，集中起来却只有五十多天。因为他总是交不起每年200元的学费。在过去的说书人，就图个混口饭吃，落几个零花钱。青年作家狄马先生曾讲起陕北盲艺人韩杰明的一件趣事：七十年代时，艺人出去说书，人家只管一日三餐，再由本村另记工分。有一回，韩杰明来村里说书，老百姓太穷，给他管不起好饭，韩杰明吃不好，就不卖力说书。大伙都不满意，说：“我们自己吃高粱，给你吃白面，你咋还不好好说上一阵子呢？”老人家回答说：“你们那也叫面？碗大汤宽一根面！”言下之意：我尚且饿着肚子，哪有心思说书呢？
如此，贺四交不上学费，师傅便不愿教他。所以，在能够跟随师傅的日子里，贺四只能拼了命地学，师傅白天给他“过词”（陕北说书的剧本），晚上他听一遍，就可以把一本三个小时的正书一字不差地弹唱出来。韩信杰畏惧徒弟的聪明，为自己日后的饭碗计，再不肯教他了。 然而，贺四说书既然为了过瘾，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在村里，只要两毛钱，他就愿意给人家说完整整一部《杨家将》，而且他的说书，又加上道情里的表演手段，令人耳目一新，名声逐渐盖过了师傅。
“贺四的名气是多年的积累，从小他唱戏爱丢丑，跟我们出去吹唢呐，嘴里又能来，说得好听，又学了说书，于是，不管庙会上唱道情、说书、办红白喜事，好象那里都有他，”贺四的哥哥贺三说：“一来二去，这名声就闹腾大了，再加上他为人诚实和气，大家都愿意跟他来往，他的婆姨，也是从小就见识过个贺四的，说他‘人虽小，可能得很！’用现在的话说，她就是贺四的追星族吧！”
从一把三弦、一人说唱，到师徒数人分角色操练“书剧”，他们有了更多挣钱的机会。
1992年，已经在陕北各地辗转说书近十年的贺四，终于被张俊功先生破格收为非但不交学费，还要挣一份工钱的门徒。在陕北的说书艺人中，张俊功是不仅在整个陕北，而且由于他的说书磁带的广为发行而在全国具有知名度的一代大师，也是贺四神往已久的传奇人物。关于张俊功说书的特色，狄马先生在他的《贺四说书》一文里总结道：“张俊功对陕北说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将传统的一人自弹自唱，在他的手里演变为弹唱分开，由三四人分领不同的角色，互相酬唱应答，初步具有了戏剧表演的味道。但张俊功年纪大了，又没有学过戏剧表演，人物也只是在唱腔和道白上有简单的分工，并没有根据剧情需要给每个演员配置一定的动作。这就给14岁就粉墨登场的贺四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永远尊重张先生，不仅在于老人家的人品。见到他，我才知道保护嗓子的一些基本常识，张先生走的都是县城和集镇地方，见的也都是大人物，跟着他我开阔了眼界”贺四说：“他的唱腔自成一派，更加柔和、更加婉转，而且对于声音的每个细节的处理恰到好处。使人不仅能听清楚他说的内容，而且爱听他的腔调。”
受张先生的启发，贺四琢摸着说书和戏剧结合的路子，提出了“走场说书”和“书剧”的概念。在张俊功“站场说书”的基础上，他充分地融入了戏剧的表演技巧，发挥自己唱道情的特长，给每个主要角色配置了大量的动作和身法，使人又爱听书的内容，又爱看他的表演。为了越来越向戏剧靠拢，他增加了配器的种类，由单独的三弦和竹板，发展为三弦、竹板、板胡、二胡、笛子、铃子。此次西安之行，贺四还购置了两套功能齐全的音响设备，他还想附加演员服装和化妆，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具，形成小型的活动舞台，更远的设想是跟一些文化公司合作，把他所梦想的“书剧”变成光碟，使更多的人都来看都来听，让陕北说书传播得更远。
“陕北、内蒙一带的人都欢迎我们的这种改变，在内蒙，牧民们都是几十里路上骑马赶来，听完看完再连夜赶回去。”贺四说：“张先生也赞同我的试验，他说过我一辈子只承认三个徒弟，你贺四就是一个！”
从徒步赶场，到南征北战的“信息化部队”，贺四盘活了民间曲艺的生存空间。
在荞麦园食府说书的那天晚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贺四正在台上非常投入的表演《杨家将》，腰间别的手机却急促地鸣叫起来，贺四停下来，低头看了看，关掉手机，又接着拿腔作势地继续表演。
这一幕使在场的观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事实上，贺四的每个徒弟都有一部手机，前几年，他们还用过传呼机。无论在那里演出，贺四在开场白之前，收场之后，都会用说唱调子巧妙地告诉人们自己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以及手机号。碰到“有意向”的客户，他还会郑重地奉上自己的名片——正面印着：“子长县贺四曲艺演唱队”和联系人电话等，背面印着“业务范围”，包括说书、庙会道情、红白喜事、开业典礼等十数项。
这支演唱队合则十多人乃至数十人，分则三五人，更小的一个人也可以出去。无论陕北各地还是内蒙一带，一个电话，准时赶到，一场下来，少则收入三五百元，多则三四千元。“干我们这一行，信用最关键，不管多远的路，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准时赶到，不得有误”贺四说：“我有几十个徒弟，凡是经常跟我出去的，人人都有手机、都买了摩托，合起来我们就是正规军、是信息化部队，分开来也可以是小分队、游击队，我们尽可能保障自己的效率。”
时代已经使陕北的民间曲艺从内容与形式、从传播的渠道和范围，发生了质的变化，贺四随后告诉笔者：以前独步赶场子时，一年累死累活没有几个钱，现在这种搞法，他去年一年就挣了三万多，他现在也有能力经常和县上的剧团合作，他还想买三轮车、面包车甚至更大更多的车，还可以成立个演艺公司什么的……
行文至此，笔者颇多感慨：至今还有人以为陕北就是“白羊肚子手巾红腰带”，就是“小米饭，南瓜汤”什么的，并且竟然还有一些所谓的美院的“艺术家”，自己带着预先准备的“陕北民俗服装”，去给当地的农民穿上，大搞什么“陕北写生”，“民间风情”的采风活动。不知见了贺四和他的表演，他们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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