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1936年斯诺摄）
她是陕北农民的女儿，1934年正式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刘志丹的妻子和助手，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曾经亲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棉鞋；亲自为毛泽东、贺子珍夫妇的女儿姣姣（李敏）接生。毛泽东、周恩来尽管年龄都大于刘志丹、同桂荣夫妇，但都称呼她为“刘嫂子”。
她1999年5月4日在西安市因病逝世之后（享年93岁），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领导同志都送了花圈。
刘志丹是陕西省保安县（今延安市志丹县）金丁乡人；同桂荣是毗邻的吴起县楼坊坪乡人。笔者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经在这两个县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并从1984年起先后担任志丹县县委副书记、吴起县县委书记等职：其间屡次访谈同桂荣及其亲属和老红军，与同老情似家人。值此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谨以本文缅怀和纪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平凡而伟大、德高又望重的女性。
对革命矢志不移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血雨腥风里，刘志丹等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在陕北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
早在1924年，陕北地区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刘志丹于1925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安县第一名共产党员。1932年2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相继担任总指挥。1934年5月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担任主席。1934年10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1935年9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红十五军团，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徐海东担任军团长）。
同桂荣作为刘志丹的伴侣和战友，义不容辞地为党组织传送信件，站岗放哨；在红军被服厂当工人，为部队做军装和军旗；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妇女姐妹们送子送郎参军入伍；还在家里掩护谢子长、阎红彦等红军指挥员和战士治病疗伤。大伙儿夸她“真是老刘闹红（干革命）的大帮手”。
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大肆“剿共”。穷凶极恶的敌人，抄家、烧房、挖祖坟，扬言“掘地三尺也要抓住”刘志丹的家属。同桂荣带着婆母、婶娘等老老小小十多个人，逃进深山老林。有一次，为了逃脱敌人追捕，她情急之中跳下山沟，幸运的是被半崖上的灌木丛架住，才得免一死。同桂荣下定决心：“刘志丹的婆姨（妻子），就是死了也不能让敌人抓去。”她和4岁的女儿（刘力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藏在密林山洞里，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只能用山水、雨水和炒面糊口。后来，游击队员终于找到她们母女俩，才接回了根据地。
1935年春，蒋介石又调集5个省6个师30个团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国民党报纸大肆造谣宣扬“陕北残匪即肃清”，“匪首刘志丹已被击毙”。同桂荣既不信邪，又不退缩。她说：“我不怕国民党，既然干革命就不怕死！”
1935年秋，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大搞“肃反”，杀害了二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华池县列宁小学19岁的女教师黄兰也惨遭活埋）。西北保卫局还给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领导人扣上“反革命”、“右倾分子”等帽子，投入监狱，准备活埋。同桂荣等人四处奔走营救，不仅毫无结果，反而连她们母女俩也被打入劳改队。群众偷着给她们送水送饭，安慰她说：“他们（王明路线执行者）总有遭报应的一天”。同桂荣坚定地说：“我只要活着，就要和他们斗！”在这生死攸关、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下午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惊悉“肃反”情况以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才使刘志丹等人幸免于难。同老生前曾经对笔者说过：“要是毛主席、周总理晚到几天（吴起镇），老刘他们就没命了！”习仲勋生前也说过：“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王明路线执行者）活埋了！”
刘志丹1935年11月7日出狱之后，担任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中央所在地）警备司令等要职；1936年4月14日在奉命东征的战斗中，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不幸左胸中弹，当场阵亡，年仅32岁。噩耗传来，30岁的同桂荣当即昏厥……清醒以后对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我早有准备，为革命死了也是光荣的。”从此，她一直没有再婚，因为她对于既是丈夫、又是战友和先烈的志丹爱得太深太重了！当笔者1991年到西安市拜访她时，同老还手捧志丹遗像说：“志丹没有离开过我。”
为了永志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决定：把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正式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
全国解放以后，同桂荣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担任过托儿所、幼儿园的名誉院长、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85年11月，80高龄的同老依然题词明志：“继承志丹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同志情同手足
在革命战争时期，同桂荣经常在部队宿营地帮助“大师傅”即炊事员做饭。每当红军领导人开会，她就做自己的“拿手饭”剁荞面招待大家。同志们高兴地说：“刘嫂子又给咱们改善伙食啦！”平时，她身上总带着针线包，抽空就为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的指战员们缝补衣服。一旦有了布匹，她就给志丹做件新衣服；然而，经常是刚做好就被刘志丹送给了别的同志。刘志丹开玩笑说：“你们的嫂子用新衣服优待小弟弟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都找同桂荣搜集老干部的所谓“反动历史”和“反党材料”。然而，她不怕威胁利诱，绝不落井下石，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XXX同志从小参军，我看着他（她）长大，怎么会反党呢！”造反派说：“你怎么认识这么多黑帮？”她回答：“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和阶级姐妹，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造反派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她说：“不要给革命同志乱戴帽子嘛！”……同桂荣用自己的坚定和智慧，保护了一批老同志，自己却在64岁时被“下放”到陕西省三原县，直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才回到西安市。许多老同志每当想起这些往事，都感慨不已：“刘嫂子人格高尚啊！”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桂荣更是一往情深。1935年冬，陕北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而出身湖南的毛泽东还穿着长征时的布单鞋。同桂荣看到以后，马上夜以继日地精心做了一双新棉鞋送给毛主席御寒；接着，又给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每人做了一双。1960年同桂荣在北京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时，毛泽东还记忆犹新，紧握着她的手说：“刘嫂子做的棉鞋，又绵软又厚实，真得谢谢你啊！”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1936年底在志丹县窑洞里开会欢迎和招待著名女作家丁玲（从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市奔赴陕北）时，还专门请同桂荣作陪，并对丁玲说：“这位刘嫂子，文化比你低，可政治上很强哩！”
同桂荣比贺子珍大5岁，俩人亲如姐妹，情同手足。同桂荣喜欢听贺子珍讲长征故事；贺子珍喜欢“陕北通”同桂荣讲当地的风俗民情和生活常识。同桂荣忙碌时，贺子珍就帮她照看女儿。1936年冬季的一天早晨，贺子珍即将分娩。毛主席立刻派警卫员去请同桂荣来接生。贺子珍看到同桂荣带来了早就缝好的婴儿小被子、小衣服等，高兴地说：“有刘嫂子在，我就放心了！”后来，贺子珍的母亲带病从江西到延安，同桂荣就帮老人熬中药、梳头、洗衣服。
对后代爱若慈母
刘志丹英年早逝，只有一个女儿刘力贞。同桂荣含辛茹苦，抚养遗孤；女儿结婚后她严格教育双方亲属，要求他们不能因为志丹的贡献而搞任何特殊化，不能给先烈们抹黑，不能忘本。
当年在战争环境中生儿育女的艰难和风险，在今天和平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哪位姐妹分娩之后没有奶或者缺奶，同桂荣就急忙为婴儿找奶妈或者找羊奶、米汤等代乳品；哪位同志要寄养孩子，同桂荣就为他们细心选择当地可靠的农民家庭。姐妹们说：“多亏了刘嫂子啊！”……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老干部被抄家、关押之后，子女们无处安身。同桂荣就照顾他们，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就饿不着你们。”当时，她已经被扣发部分工资，宁可自己喝稀的，也要让娃娃们吃饱。孩子们都感激涕零地叫她“刘妈妈”……这样，从战争年代到“文革”期间，“刘妈妈”照顾过的孩子数以百计。她说：“我喜欢孩子。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啊！”后来，孩子们分布在祖国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上，许多人成长为高中级领导干部，有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只要见到同老，依然会情不自禁地多叫几声“刘妈妈”。
笔者在志丹县、吴起县工作期间，每到省城西安市出差，总要拜访和探望同老，既汇报家乡工作之事，也叙谈前辈后代之情。记得第一次见到同老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赫赫有名的刘志丹将军夫人，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衣服竟那样朴素，依然是陕北农妇装束，待人又是那么实诚热情，令人肃然起敬！我告诉同老，自己刚到志丹县的时候，就听到乡亲们传唱陕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呀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同老听说我是江苏省常州市人，在北京上大学以后到志丹县上山下乡，又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对我说：陕北与江南相比，就像“一个天，两个地”，条件太差太苦了，不过苦能炼人哪！过去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应该讲“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革命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啊！保安县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三百多人，不止志丹一个人。他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你在志丹和我的家乡当“父母官”，可不能忘本，一定要做清官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同老对我严父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尤其是“一定要做清官”六个字，深刻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做“官”、做事、做人的座右铭。
同老，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