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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年前，初到陕北余家沟，所闻言语，叽哩咕噜，似一派“胡”言。我们张口说话，村民就答“害怕”。不知所怕何来。后来才知道，不是“害怕”，而是“解不下”，念“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把不懂说成“害不哈(hà)”，当时听来，简直就是另一种语言。
农民聊天儿，口无遮拦。女知青在一旁听农民说到“夃(ɡài) 老”，好奇问之。“夃老”在现在的陕北话里，指妻子有外遇的人，意思相当于“戴绿帽子的男人”。见问，农民尴尬，随便应付：“念过高中的就是夃老。”不料，女知青欣喜，说她哥哥姐姐都是夃老，她一些亲戚也是夃老。传闻又有女知青听农民说到“日(rì)板子”，问词义。这个词是说交媾，农民更不好作答，追问之下，信口胡说：“日板子就是吃肉。”女知青竟高兴，说：“我昨天才日了板子，现在最想的事儿还是日板子。”
在悬崖边上砍柴时，李培义掉入山水冲刷成的深坑——天窖。同行的陈京生高喊救人：“李培义掉下去啦！李培义掉下去啦！”不远处有农民，直腰张望，并不救人。后来发觉语气紧张，才至跟前。原来，余家沟人没听懂这个“掉”。陕北所说，“掉”是丢失，“吊”是用绳坠。摔，乡亲说“踼(tànɡ)”。如果高喊“踼下去了”，肯定紧急救人。说成“掉下去了”，乡亲们想：吊下去了，干吗不吊上来？
春耕开始，每天早上，邻居会拍打我们窑洞的木门，叫醒我们：“队长呐喊了，起！”那时我们知道鲁迅有著作名《呐喊》，知道那词古老，不禁疑惑：陕北人说古代话？
我是普通话一分子。年少时，说话所用词汇，大概只有被确认的现代汉语词汇的一小部分，还有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文革词语。突然进入一个方言世界，周围一切，不知所云，心生恐慌。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说话。青年时代，山间十年，自觉陕北话已俨如母语方言。
1976 年，我还在余家沟学大寨。8月，不记得是为甚，我从余家沟步行四个钟头，进了延安城。钻进延安新华书店，在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乱世年代，竟购得一本新印古版书——文物出版社的元代东山书院刻本影印平装《元刊梦溪笔谈》，1975年12月版，1.60元。这本书的出版说明称，作者沈括是宋代法家，我想，这是他的著作居然在文革中还能原样儿面世的原因。售货员在封底盖上了延安宝塔山的图章，以证明书已付款。回村后，虽看不太懂，也不时把油灯挑亮，学习几页。
旧时，陕北农家为使锅台美观，常把捏碎的鸡蛋壳镶在上面，星星点点，很是活跃。听乡亲说：“灶火跟前焊些儿鸡蛋壳壳，教好看些儿。”我纳闷：无焊枪焊条，何以焊之？鸡蛋壳壳，又何必焊之？及读沈括，方知为“陷(hàn)”，镶嵌而已。又，常听乡亲们管崖立面、墙面叫“袜袜”，不明就里。也是读了沈括，才知是“洼”。
小时候总以为古代人说的话，都远在历史深处，黑咕隆咚。当知道我生活中的陕北方言，竟还说着沈括说的话，我对陕北话产生了一种敬意，发生了对陕北话的朦胧兴趣。之后，时常记录一二。回北京后，也未中断，常和曾经一块儿插队的朋友议论陕北话，也常回余家沟，至今已十数次。并两度游历陕北，直出“西口”，达贺兰山。
1989 年下半年，曾与我在同一条山沟里插队的王新华，将他手记的《陕北词语200条》送给我，说我在陕北呆的时间长，能整理出更多的东西。那里面有简洁的词义注释。后来，我搜翻笔记，添加积累，成就了本书发端。王新华博士对陕北话情有独钟。有时，他见到陕北老乡，听到一个不熟悉的词儿，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延安，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兴高采烈地问：“哈，这词儿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随手记录的陕北特色口语词语，有3900条。我记录的原则是我自己听到的、我个人生活中用到的，并且普通话口语不用（包括少数词同而语义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者）的词语，书里看到的不算。这两年看到语言学家的优秀著作——刘育林、安宇柱的《陕北方言词典》、邢向东的《神木方言研究》，里面有很多熟悉的、我已经记录下来的词，也收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词。尤其是看到邢向东先生收集的大量四字格民间成语，我叹为观止：在陕北，我毕竟是个外来人口，陕北话实际上远未成为我的母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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