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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东站在陕西省富县县委大院的大门前脚步迟疑。
去年夏天，杨延东突然丢了公务员的工作，自认被冤枉的他很想讨个说法，他表示要借高利贷继续上访。
据《华商报》报道，席卷富县政府机关的违规公务员“清退风暴”涉及200多人，与杨延东同期及之前被清退者，有的选择默默离开，有的“赖”在原单位已长达半年。
清退人数目前尚无官方明确数字，民间说法多为200多人。本报记者得到证实的是，事件中有富县相关责任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2008年3月12日，富县人事局副局长鲁朝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富县“用人体制出了问题”。
“你的工资县财政局给停了”
30岁的杨延东突然丢了工作是在去年夏天，时间过去大半年。2008年3月12日临近中午，他还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梗着脖子，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杨延东，陕西省延安市富县阳泉乡人。记者面前的他，衣着整洁，皮肤白皙，手指微胖，目光迷离，囊中羞涩，声称靠高利贷租住在县城小屋郁郁度日，无颜回乡重拾农民角色。
他说自己被“冤枉”，在多年前已经埋下伏笔。
1997年，杨延东考入陕西省农业学校(现杨凌职业技术学院)，2000年7月毕业后，以定向委培的形式将档案、派遣证交由富县“人才市场”等待分配。“到了10月份，我发现其他定向委培的人都分配了，就我们5个人(杨延东、王建林、王延芳、李雪玲、马金锋)没分，才知道学生分配要送钱。”杨延东皱着眉头说，他就去找时任人事局局长的李明旗说理。李明旗告诉他：“分配名额是县政府领导定下来的，你们5个人不属于分配范围之内，具体说不上来原因”。
随后杨延东找到时任富县常务副县长的冯宝栓，“天天去找”，直到冯宝栓给李明旗打了个电话，李明旗又给委培单位城关镇打了电话。
2001年底，杨延东终于到城关镇政府蔬菜站正式上班，王建林、王延芳也到茶坊镇政府上了班，李雪玲到了钳二乡政府，马金锋去了吉子现乡政府。此后几年，杨延东的工资从500元涨到1400元，他还梦想着能拿到2000元，然而，2007年7月的一个电话让杨延东瞬间从梦中醒来。
电话是城关镇领导打来的，声音低沉：“你的工资县财政局给停了”。
在杨延东的印象中，那是个极度阴霾的夏天，经过多方打听，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席卷整个县城机关单位违规公务员的“清退风暴”中。
▲近一年来，杨延东县里、市里到处奔波讨说法。
“我现在拖家带口，借高利贷也得告”
在向延安市申诉之前，他们5个人同时去找过现任的人事局局长，但“局长只拿大道理哄人”，找了几回，局长不理了。然后找到主管副县长，副县长批了字请人事局调查处理，也没起作用。后又找到县长，“县长将信访局局长叫到办公室”，信访局局长又“转人事局调查此事”，再写材料给县委主要领导，没有回音。
2007年11月，他们上访至延安市信访局，该局局长打电话要富县县委书记刘天才“来接人”，“先回去，让县领导解决事情。”回来后，又不管了。杨延东曾与刘天才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刘天才告诉他：“你这问题，安排也在政策范围之内，不解决也在政策范围之内”。
2008年3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杨延东在雨中拧着头说，他还要到陕西省去告，再不行就到中纪委去。“我现在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借高利贷也得告”。
“杨延东的事情我没有注意到，现在网上议论的是对县里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太轻的问题。”富县县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清退风暴”之后，原富县主管人事的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被调离，原人事局局长与科技局局长对调，财政局局长原来是县委常委，背上了党纪政纪处分，然后被调到另外一个县当专职常委。“人事局还有一个主任也受了处分。”富县人事局副局长鲁朝阳说。
鲁朝阳认为，县里招收公务员是“严格按照程序走”的：从县人才库里调取部分有条件的人员进行公开招考，按成绩录取。
“这样的考试举行过吗”？
“还没有”。
“以前是怎样招收公务员的”？
“都是个人应聘。”
鲁朝阳坦言，这里面反映出了县里“用人体制有问题”，“对政策、法规的学习有问题，工作有失误”。
杨延东拿着延安市人事局的文件喊冤。
“目前关于这件事的所有一切都是机密”
“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
这个被富县当地人所称的“清退风暴”，为大规模查退富县违规进入机关的公务员的政府行为，分两次完成，清退人数无官方明确数字，富县人事局副局长鲁朝阳证实为“一二百人”，杨延东认为有300多人甚至更多。
“这件事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很复杂。”2008年3月12日，富县县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雨过天晴的空气里摆摆手，“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没人愿意旧事重提了。”这位工作人员笑道，违规公务员清退了，相关领导处分了，就这么简单；要说复杂，这件事牵涉到盘根错节的关系，谁也说不清。
这件说不清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并没有牵连到杨延东他们。
那是2006年，王延芳已被推举为所在乡镇的居委会主任，杨延东和王建林都已贷款一万元修建了蔬菜大棚，一天他们听到全县要查退违规公务员的风声。“当时听到消息我没有朝自己身上想，因为我干得好好的，又是正规进单位的。”王延芳低着头说，第一批“清退风暴”都是2005年签的合同，100多人，分布在全县机关各个单位，都是走后门进去的。
“走后门送钱，少则两三万，多则五万，直接被安排到各个机关单位。”杨延东哼了一声说，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情况为“空中飞人”：先在其他县单位上班，再花钱托关系将其档案调入富县人事局，随后便在富县政府机关上班。
当时，王延芳等人曾目睹了这些人被清退的过程，也是分时间先后被电话告知县财政停发了工资，逐渐在单位待不下去，“他们自知理亏”，最后只得选择默默地离开。
“事后，他们当初花的钱都给退了。”富县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说。
查退这些人的起因是什么？富县人事局副局长鲁朝阳有自己的看法：完全是这些人的合同到期所致。
“然而有的刚签合同怎么就被清退了”？杨延东发出疑问。
鲁朝阳承认有这一现象，他的解释是：县财政局不再承担这些人的工资，如果原单位想继续留他就得承担费用，而事实上富县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都没钱用人。他绕开更多话题，将清退实质归结为县财政吃紧。
“财政确实很紧，看，那是宣传部。”富县县委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县委宣传部所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的破房说，现在县里的财政收入首要全盘解决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富县并不富。北边几个县都有自己的县刊物，但唯独富县没有，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位工作人员掐着手指头说，说富县石油等资源丰富那是材料上说的，实际开发力度很弱。
杨延东显然不认同这样的解释。他伸着头说，之所以开始清查，那是富县被人告了。“有的人找工作花了钱但没弄成事儿，就向延安市纪检委上告了，这样，市纪检委就来查了”。
“延安市纪检委确实来县人事局查过档案。”鲁朝阳说。
“富县违规公务员这件事现在还不清楚。”2008年3月13日下午，延安市纪检委一把手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转达晚报记者：“目前关于这件事的所有一切都是机密”。
“我们卷入一刀切式的清退是冤枉的”
延安市纪检委的清查行为给当事人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他们查的过程里不和当事人见面，到人事局和人才市场翻看档案，查出了，让原单位领导口头告知当事人。”王延芳不满地说，这是“一刀切”的查退方式，她的档案就在人才市场，结果也被认为是违规进入的。
杨延东之前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档案所在的严重性。“2002年，我在自己的单位正式入编，而正逢当时的单位用人机构改革，档案依旧留在了富县人才市场。”他所说的人才市场为富县人事局下属的人才市场办公室。
延安市人事局2000年109号文件规定：原委培单位无法接收安置的，一律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人事部门不再纳入统一分配范围。杨延东五人将这一条视为清退自己的唯一的“借口”，“有关系的人早就将档案转到人事局了，这样就安然无恙了”，他们列举出几个自己原来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的已在县委部门、乡镇任副职。
杨延东他们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卷入一刀切式的查退是冤枉的”，政府没有给他们有说服力的理由。
令人不解的是，被告知工资停了之后只有杨延东离开了单位，而王延芳、王建林、李雪玲、马金锋四个人仍在原单位照常上班，这四个没有工资的“公务员”已经坚持了大半年。王建林闷着头说，一旦离开单位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留在单位还可以探听上边的信息，有助于上访维权。(记者 牛亚皓 文／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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