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和朱德在一起)
延安十年（1937～1947）的业余时间里，其前五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 《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队伍里刮过美丽的风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 （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被称为 “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利。（转引自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 （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遭到革命女将们的反对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行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遭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他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异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转引自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据《先锋国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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