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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
其实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70年前，这里却“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动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初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寂静的小镇从此变成了革命的圣地。
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而中国共产党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途径：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由于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很多，他们虽有革命愿望和抗日热情，但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思想状况更是复杂多样。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就成为根据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工作重点，把创建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于是，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情况作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抗战》马上刊登相关内容，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
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规定了考试科目，包括政治测验、政治考核和各系艺术测验。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专业考试项目，如戏剧系要考戏剧常识、发音读词和表演技术；音乐系要考音乐常识、器乐，进行技术测验（听音、记谱、指挥、试唱）；美术系要考美术常识、写生、创作（宣传画、漫画、插画任选一种）；文学系要考文学常识、平时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招生简章后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庆读初三的李莫愁，由于家境衰落，加上对旧式教育的不满，自动放弃升学机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迅速高涨，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这正是她一直向往的学习抗日救国的地方。于是，她与同窗好友相约，集合了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三天，又分批来到西安。在这座古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操着各地乡音准备去延安的青年。他们找到青年干部训练班办事处，负责人说，延安一时还不容易去，动员他们先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期（三个月），然后再到延安。在青训班的学习结束后，他们步行50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处打听去延安的汽车，晚上就睡在青训班办公室的桌子上。后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又步行了四天，来到离延安更近的位于旬邑的陕北公学分校。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李莫愁向组织提出希望报考延安的鲁艺，并终于在11月初的一个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笼罩的宝塔山。
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队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队则在甘肃庆阳建校，一些学生还被安排到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专门设立了交际处。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到了以后，先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登记造册，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青年都是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再分配工作。
旅途：穿越布满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安是必经的门户，所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承担了桥梁和堡垒的作用。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2万人，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的起点。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于国共合作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办事处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学生。1938年4月，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都派人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中共中央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学习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后，食宿、路费都成了问题，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扩充了招待所，以解决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难。而且还对没有路费的青年学生给予补助，女青年给予乘车的便利。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到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电影艺术家陈荒煤是1938年9月到达西安的，他运气不错，搭上了一辆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车，开始了自己的延安之旅。卡车卷着黄土走走停停，开过咸阳、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年轻人都背着背包，徒步行走，浑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满了黄土。他们这辆卡车上爬上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挤在一起，在车上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但情绪却随着目的地的临近而愈加兴奋，最后大家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难，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200多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议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经失常或遇害。
曾经导演过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著名导演王滨，1938年4月从上海来到武汉，准备转道西安设法北上延安。他的十天旅途颇具传奇性。那时火车必须时时给军车让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王滨在等待中闲得无聊，跑到一个土坡上晒太阳。朦胧中见有刺刀逼在胸前，原来这里是炮兵阵地。士兵将他抓去审问，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被释放出来。他和好友于敏连夜上路，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西安。黎明时，又发现盘缠已被偷窃一空，他俩只好当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车钱和店钱后，就只剩下三元钱了。可巧，他们在街上碰见一位熟人，这位朋友慷慨地资助他们30元。靠着这笔钱，他们开始向延安开拔，走了七天才到达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站——洛川。这时，于敏已累得体力不支了，突然一辆卡车卷着黄土开过，车上一人竟然打开车门大叫着王滨的名字，原来这是一位上海电影界的同行，筹备了一些经费正准备到延安拍新闻片。于是，最后两天的路程缩短为4个小时。1938年5月1日下午，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后来，于敏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视红军长征，不过是泰山与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说明，一代青年为寻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的音乐家贺绿汀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去延安的请求。1941年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通知：目前国民党封锁很严。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难，现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去延安。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决定由妻子带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着行李，来到办事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去延安的大卡车明早就出发，东西不能多带。因为是家属的身份，要装作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所以口袋里不能有钢笔、照片，而且要改名换姓，以防国民党军随时检查。
就这样，一批女同志作为八路军的家属，乘坐四辆大卡车，从红岩村出发了。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军，怎么会让这支车队轻而易举地从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过？果然，车到汉中，国民党军便截住车队，让车上的人都下车接受检查。但并没有查出什么违禁物品。国民党军仍不甘心，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将他们押往城内，并且让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贴着城墙站成一排，举起枪对准他们。后来，周恩来得到消息，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他下令对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扣留了一辆八路军干部乘坐的卡车，其余车辆放行。
由于难以通过层层封锁线，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直到1943年4月初才通知贺绿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贺绿汀特意留起了八字胡。他改名陈益吾，换上新做的长衫，俨然是个买卖人，来到了上海。在这里，他花钱让人帮助办了一张华北通行证，开始北上。从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几经周折，来到离石县的八路军地区，被送到县政府。那里的人对这位穿着长衫，留着八字胡，自称是从新四军那里来的人非常怀疑，幸亏县政府有个干部曾听过贺绿汀教歌，才给他解了围。那一夜，贺绿汀睡得特别香，想想穿越敌伪区的经历，每日每夜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抓，现在总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过黄河，经吴堡县、绥德专署，直奔延安。
可以说，70年前，每一位爱国青年都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们每个人的延安之旅背后，又都有着一段历经坎坷、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十分动情：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闻，用嘴亲吻，甚至躺在黄土地上高兴地打滚。就这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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